1961年9月23日，毛泽东在武汉东湖宾馆与蒙哥马利握手。（摄影/吕厚民）

毛泽东说，这位元帅不了解，我们和苏联不同，比斯大林有远见。在延安，我们就注意这个问题，1945年七大就明朗了。当时延安是穷山沟，洋人的鼻子嗅不到。1956年开八大，那是大张旗鼓开的，请了民主党派，还请了那么多洋人参加。从头到尾，完全公开，毫无秘密。八大通过新党章，里头有一条：必要时中央委员会设名誉主席一人。为什么要有这一条呀？必要时谁当名誉主席呀？就是鄙人。鄙人当名誉主席，谁当主席呀？美国总统出缺，副总统当总统。我们的副主席有五个，排头的是谁呀？刘少奇。我们不叫第一副主席，他实际上就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线工作。刘少奇不是马林科夫。前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改名换姓了，不再姓毛名泽东，换成姓刘名少奇，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以前，两个主席都姓毛，现在，一个姓毛，一个姓刘。过一段时间，两个主席都姓刘。要是马克思不请我，我就当那个名誉主席。谁是我的继承人？何须战略观察！这里头没有铁幕，没有竹幕，只隔一层纸，不是马粪纸，不是玻璃纸，是乡下糊窗子的那种薄薄的纸，一捅就破。我们没有搞“抽样调查”，英国元帅搞了，一搞，发现了问题。中国一些群众也没有捅破这层纸。这位元帅讲了三原则，又对中国友好，就让他来捅。捅破了有好处，让国内国外都能看清楚。什么长生不老药！连秦始皇都找不到。没有那回事，根本不可能。这位元帅是好意，我要告诉他，我随时准备见马克思。没有我，中国照样前进，地球照样转。

23日中午，蒙哥马利在李达上将等陪同下，从北京坐专机抵达武汉，住在汉口胜利饭店。晚上6时半，毛泽东在东湖会见他，并共进晚餐。

蒙哥马利赠送毛泽东一盒“三五牌”香烟，提出许多问题，其中包括：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毛泽东主要考虑的是哪些头痛的问题，现在考虑的又是哪些问题，对解放12年以后的中国怎么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现在是否还适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有什么区别，对他提出的三原则有什么意见等等。

毛泽东逐一回答。谈到晚上9时30分，蒙哥马利说，“今天谈话使我学到很多东西”，“我想主席一定很忙，还有别的事情要做。我能不能明晚再来谈谈？”毛泽东说：“明晚我到别处去了。”谈话就此结束，互相道别。

尽管谈话中彼此问过年龄（这年毛泽东68岁，蒙哥马利74岁），但蒙哥马利并没有问毛泽东的继承人是谁。

23日晚，王任重给毛泽东送去关于生产队改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份材料。

24日凌晨5时左右，浦寿昌通知，主席改变了计划，决定当天下午再同蒙哥马利谈一次，并共进午餐。

午后，毛泽东对王任重说，按照这两份材料办就很好。毛泽东接见了书记处书记和地委第一书记，表示了他对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的看法。

下午2时30分，毛泽东同蒙哥马利谈话。

毛泽东说：“元帅是特别人物，相信能活到100岁再去见上帝。我不能。我现在只有一个五年计划，到73岁去见上帝。我的上帝是马克思，他也许要找我。”

蒙哥马利说：“马克思可以等一等。这里更需要你。”

毛泽东说：“中国有句话，七十三，八十四，阎王爷不请自己去。”蒙哥马利借机提出：“我认识世界各国的领导人。我注意到他们很不愿意说明他们的继承人是谁，比如像麦克米伦、戴高乐，等等。主席现在是否已经明确，你的继承人是谁？”

毛泽东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

蒙哥马利又问：“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吗？”

毛泽东说：“刘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

蒙哥马利说：“中国现在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很需要主席。你现在不能离开这艘船，放下不管。”

毛泽东说：“暂时不离，将来学丘吉尔的办法。”并说：“我随时准备灭亡。”接着毛泽东讲了五种死法：被敌人开枪打死；坐飞机摔死；坐火车翻车翻死；游泳时淹死；生病被细菌杀死。毛泽东说：“这五条，我都已准备了。”毛泽东还说，人死后最好火葬，把骨灰“丢到海里去喂鱼”。

谈到下午5时，毛泽东邀蒙哥马利坐船，看他在长江游泳。毛泽东游了近一个小时，上船穿好衣服，把蒙哥马利送到汉口胜利饭店，又谈了近一个小时，并把他事先写好并署名的《水调歌头·游泳》词一首，“赠蒙哥马利元帅”，作为那盒“三五牌”香烟的答礼。

在这次接见英国蒙哥马利元帅的活动中，毛泽东还有一些重要谈话。

毛泽东说：“我们对搞社会主义没有经验，包括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取得经验需要一个过程。我们过去搞反帝反封建，或者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没有经验，后来才有了经验。我们搞社会主义，情况也大体相同。”（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