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网络

腊八节一过，年味就一天天地浓醇起来。

近几天漫步街头，蓦然发现，街上卖对子年画的多了、城乡小商小贩日渐活跃了、大街小巷开始张灯结彩了……仍在肆虐的疫情，难挡新年到来的匆匆脚步。此情此景，令我陶醉，我的心禁不住又飘到了那个古朴美丽的乡村，回想起在那里度过的一个个难忘春节……

上世纪八十年代还是个经济拮据、缺吃少穿的时期，我脑海中关于过年的记忆，大部分都离不开温饱问题。我的老家在豫中农村，祖祖辈辈过着土里刨食的日子，父母恨不得一分钱掰做两半花。我家中姊妹四个，我排行老三，因为上面有两个哥哥，我平时穿衣服基本上都是拾破头，一件衣服常常是“老大穿了老二穿，老二穿完给老三”，大概只有过年时，父母才舍得从会上扯块布，给我们每人做身新衣裳，大年初一时才能开始穿。“过年能穿新衣服，能吃好的，能挣压岁钱”，或许就为这点原始而朴素的愿望，小时候对于过年，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欢悦、欣喜和久久的期盼。尤其进入腊月后，天天掰着指头数日子，看还剩几天能过年，那真叫一个望眼欲穿呀！

真正的过年倒计时是从腊月二十三开始的。这一天是小年，有“祭灶”的风俗，家家户户放鞭炮、吃灶糖、喝酸汤面叶，晚上老灶爷还要查人口。晚清诗人罗昭隐曾这样描述：“一盏清茶一缕烟，灶神老爷上青天。玉皇若问人间事，为道文章不值钱。”老家有句通俗易懂的俗语：“二十三喝面叶、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割豆腐、二十六去割肉、二十七去杀鸡、二十八贴嘎嘎、二十九去灌酒，年三十包扁食，大年初一撅屁股作揖”，形象生动地描述了二十三后每一天准备过年的情景。那时候虽然谁家都不算宽裕，但过年时都会慷慨拿出平时攒下的钱置办年节物品。我家也是如此，父母在过年问题上一点也不小气，每年光肉就割二三十斤，还杀几只家里喂养的鸡子，磨一块豆腐，其他瓜子糖果等平时很难吃到的零嘴副食也会买不少。

我妈年前一般都是在腊月二十七八那两天出油锅，炸丸子、炸豆腐、炸酥肉、炸鸡块、炸油馍、炸麻叶……一炸就是满满一大盆子，黄岚岚、金灿灿，外焦里嫩，闻着香吃着更香，我们姊妹几个那几天都敞开了肚皮吃，可谓过足了嘴瘾。

盼望着，盼望着，大年三十终于来了。下午天还没黑，远村近寨已经淹没在此起彼伏的烟花爆竹声中。除夕是一盏灯，一盏用亲情呵护的明灯。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万家团圆。妈妈早早地包好饺子，准备了一大桌子丰盛的年夜饭，家里三代同堂欢聚一起，一边吃喝说笑，一边守岁熬年疙瘩，看谁最后一个打瞌睡，以此共同告别如水似已逝去的岁月，憧憬对新一年的希望。宋代席振起在《守岁》诗中云：“相邀守岁阿咸家，蜡炬传红映碧纱。三十六旬都浪过，偏从此夜惜年华。”尽管家里没有电视，还经常停电，但煤油灯下，煤火炉前，一家人依然其乐融融，喜庆祥和。

好像是1987年，郑州的大姑把家中淘汰的一台12英寸黑白电视机送到了乡下家里。当时村里有电视的人家还没有几户，年三十来看央视春晚的左邻右舍比平时更多，北头堂屋里早早地就挤满了人。大家围坐在电视前，嗑着瓜子，吃着糖果，唠着家常，有时信号不稳定了，还得时不时地有人出去转转天线，欢声笑语时而溢满房间。新年的钟声敲响，大家到院子里放过接年的鞭炮烟火，又赶紧回到座位，生怕错过了哪一个精彩的节目。有的人实在坚持不住，瞌睡得直掉头也不舍得离去，直到电视里响起《难忘今宵》那熟悉的旋律时，才都意犹未尽地各自回家休息。

在老家，有“大年初一早上不兴叫起床，一天不能动扫帚扫地”等习俗，大概是人们辛勤劳作了一年，这一天要尽情睡到自然醒，尽享劳动成果的意思吧。“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记忆中，年初一早上，父亲总是第一个起床，天刚蒙蒙亮，当我们姊妹几个还在甜美的梦乡时，父亲已在南头北头的院子里放起了鞭炮，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和空气中弥漫的火药味就像起床号一样，把我们几个从暖和的被窝里唤起。

外面滴水成冰，室内幸福温馨。等我们穿上一身新衣裳洗漱完毕，父亲已热好了昨晚煮的一锅肉，妈妈也已经把包好的饺子下了锅。啃上一块大骨头，吃上一碗热饺子，心中幸福感满满。年初一早上包饺子时，妈妈会按习俗把一枚硬币包进一个饺子，据说是谁吃到了谁这一年有福气。记得爷爷和二哥吃到的次数最多，我连一次也没吃到过。有一年为了证明我有福，我偷偷把一枚事先准备好的硬币塞进碗中一个饺子里，然后再装作若无其事地吃起来，并故意在咬到硬币时大叫一声，“唉吆，咯到牙了！”然而不一会儿等有人真的吃到硬币时，我这个“李鬼”只得现了原形，笑弯了腰的家人们直说我这个“三尖子”心眼多。

大年初一，撅屁股作揖。当然，作为懵懂少年，我最期盼的还是压岁钱。早上起床后，我们第一个跑到爷爷奶奶那里去拜年，说声“新年好！”爷爷奶奶就会笑呵呵掏出早已准备好的零钱给我们压岁。父亲知道我们好要“割耳朵票”，总是在年前到镇上信用社换上一些新钱，每每收到那崭新的、没有一点褶皱的钞票，我总会像宝贝一样小心翼翼地把它夹在书里保存起来，不到万不得已从不舍得花。

从年初二之后几乎天天是串门走亲戚。反正我是乐此不疲的，喜欢跟大人们一起凑热闹，因为这样不但可以吃好的，而且还能挣压岁钱。最热闹的要算初二去潭口村姥娘家，这天几个姨都会来串门子，在外工作的三舅也会回来。那时二舅还在东北佳木斯部队当军官，说不定哪年碰上他和二妗子回来探亲，我们几个外甥外甥女最高兴，二妗子出手大方，给我们发的压岁钱最多，每人10块钱呀，而那个年头，其他亲戚还都是五毛一块呢！

清晰的记得1989年的那个春节，大雪连天，地上的积雪足有没膝深。那年我正上初三，大伯带着堂哥和堂姐从新疆回来过年。年初一早上，大伯给我们一人发了10块钱压岁钱，后来又私底下多给了我20块钱，说是我在外上学艰苦，学习好，再个是我参加全国中学生化学奥林匹克竞赛河南预赛，获得了全乡第一名，过罢年还要到县城参加决赛，这是对我的额外奖励。

父母对我们兄妹几个的压岁钱还是比较民主的，不像其他家长那样总是武断式地没收，或诱骗式地上缴，而是允许我们自己支配。我和二哥爱看小人书，每年大年初四到张得街乡里工作的二舅家去串门，都忘不了到街上的新华书店去走一遭，用压岁钱买上几本喜欢的小人书，回来路上就迫不及待地边走边看，4里多地的路程往往一走几个小时，天黑透了才到家。那时妹妹还年龄小不懂事，我和二哥经常以帮她查压岁钱为由，偷偷顺走她个块儿八角。有一年村上初七会，妹妹把她过年挣的10多块压岁钱全部买成了“洋茄子”，回到家后，被父母好一顿数落，还差点挨了打，吓得她哭起了鼻子。

时间如白驹之过隙催人长大，促人变老。1994年，我考上了军校，跨越了农门，告别了缺吃少穿的苦日子。再后来，我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小家庭，扎根奉献军营，幸福而知足。如今一年年来去匆匆，生活越来越好了，但不知怎的，现在的肉咋吃也没小时候香了，心中对过年的期盼再也没那么浓烈了，儿时记忆中的年味真的渐去渐远了。也许，它早已沉淀成内心深处那抹淡淡的乡愁，时常牵魂萦怀，挥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