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前阴火煮灵源，昔日曾临万乘尊。

历尽兴亡皆如此，不随世俗变寒温。

就汝州温泉而言，历朝历代吟诵着数不胜数，但个人认为，唯有北宋“布衣宰相”范纯仁所作的这首《临汝温泉·山前阴火煮灵源》写得最贴合实际，最表明心志，最荡气回肠。

范纯仁是个什么人？范纯仁（1027年6月－1101年），字尧夫，谥忠宣。北宋大臣，人称“布衣宰相”，是北宋改革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范仲淹的次子。

范仲淹他老人家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闪耀千古，以至于范氏子孙在他的星光下显得十分黯淡。其实范纯仁官职不比他老爸低，社会影响比他老爸还要大，在个性特点和行为做派食民田，县令职在养民，我若坐视不管，还要县令何用。”

仁宗一想范纯仁说得有理，很虚心地接受了批评，还下诏此后牧地划归属地管理。

经过多年地方行政的历练，范纯仁一步步成熟起来。1065年六月，

有“皇帝耳目”之称的御史台台谏一职空缺，亲政不久的英宗出于对范纯仁的赏识和信任，提名他担任御史，专门负责给领导提意见。

从此，他开始参与朝政。

御史素有“皇帝耳目”之称，要给皇帝提意见，纠察百官，范纯仁从当这个官的第一天起，就不愿安享富贵太平，宁愿得上，更是别有一番名士味道。

其实，这首诗是范纯仁借咏汝州温泉水不因世俗变寒温的品格，来抒发自己耿介立身不随波逐流的高尚志行的。

他的一生为人谦逊温和，正直宽恕，从来不对人严声厉色；只要出于道义，再困难危险的事他也毫不畏缩。至于面对分歧和私怨、屈辱或不公时，从来不去计较，总是宽恕于人，以大局为重。父亲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教诲，是他一生的路标。

就这样，范纯仁从基层知县做起，一步一个脚印，完成了自己从“官二代”到“实力派励志哥”的华丽转身。

他的仕途，是从汝州开始的。

作为当时著名的“官二代”，范纯仁17岁时就因为父亲的原因被任命为太常寺太祝。这是个正九品的官职，虽然官不大，但在别人看来十分荣耀。但他对此浑不在意：“赖恩泽而生，吾耻之。”跟别人都不好意思提。

他从不为自己是“官二代”而自豪，他不但没有优越感，反而认为这是耻辱，他要凭自己的本事考中进士。他天资聪颖，8岁时就能将晦涩的文章倒背如流，还能加以讲解。他学习非常刻苦，这点也随了老爸范仲淹，读起书来不分白天黑夜，因为经常性地学到深夜，油灯的烟雾把帐顶都熏成了黑色。功夫不负有心人，1049年，范纯仁无可争议地高中进士，让所有人心服口服。

之后，他毅然辞去了中央部委的舒服工作，立志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磨炼自己。由于老爹当过宰相，人脉很旺，他担心别人说他是因为父亲的关系才平步青云，朝廷派新科进士范纯仁到常州武进当知县，他却借口“远亲不赴”。后来，又改任他为许州长葛知县，他仍不去。直到1052年，64岁的范仲淹去世后，他又守丧三年，才正式踏入仕途。

朝廷可能考虑到让他能照管父亲的陵墓，让他任汝州襄城知县。

当时的襄城，穷困一方。范纯仁则独辟蹊径，千方百计带着百姓“致富”。他发现襄城适宜养蚕，而丝绸的价格又很贵，便开荒种桑。老百姓对他十分感激。范纯仁离任后，大家还对他念念不忘，把所种植的桑林称为“著作桑林”。

1062年，范纯仁被举荐当了开封府襄邑（今属河南商丘）知县。这个地方离京城很近，境内有专为皇帝卫士牧马而设的牧地，管辖权归中央所有。一天，范知县接到百姓举报，说有卫士牧马时践踏良田。范县长立即将这名卫士抓起来处以杖刑。卫士的主管领导上奏朝廷，要办范纯仁一个越权之罪。范县长毫不畏惧，给仁宗上书：“养兵的费用出自民田，卫士牧马而侵罪人，也要尽自己的职责。

英宗是仁宗的侄子，一直想为生父濮安懿王立名分。朝中大臣分两派，翰林学士王珪等人主张让英宗称濮安懿王为皇伯；韩琦、欧阳修等则主张称皇考（即先皇）。双方争执了很久都没结果。范纯仁上书，说应该称皇伯，还批评韩琦、欧阳修一味媚上，要求治他们的罪。最终，英宗决定尊生父为皇考，韩琦、欧阳修一派获胜，他们反咬范纯仁，要和他势不两立。1066年3月，在御史台仅干了9个月的范纯仁丢了官，被贬出京，到地方当了通判。

不过，这时的他，已经以不畏权贵名震天下了。

神宗去世后，年仅十岁的小皇帝哲宗即位，司马光复出为相。司马光和范纯仁是莫逆之交，而且对范纯仁非常赏识，他很快把范纯仁调到京师，专门负责给皇帝讲课。范纯仁给皇帝当老师，一点儿也不迁就皇帝，如果皇帝不同意他的观点，他就反复陈述，直到皇帝点头为止。

当上帝师之后，范纯仁的仕途步入快车道，一路升迁。1088年，61岁的范纯仁以其“器远任重，材周识明”而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官至宰相。

他与汝州有着深厚的感情，不仅是他父母葬在汝州和他为官从汝州开始的缘故，而且汝州的山水也给了他创作的灵感。

他在《秋风吹汝水赋》中这样写道：“岁作噩之穷秋兮，策赢骖而独征。嗟旅怀之霸愤兮，感时律之峥嵘。遵汝流之萦纡兮，背嵩峰之翠横。号霜风之僚栗兮，萧天地而凄清。猎葭苇于晚岸兮，杂红翠之摇旌。脱林实于沙际兮，浮琐碎之秀莹。回流之平迵兮，蹙绡文之细轻。涵夕照之演漾兮，荡澄潭之空明。促东逝之滔滔兮，方感慨于余行。縻王事以去留兮，迹未安而处更。佩主人之眷勤兮，服友生之意诚。何会合之难女兮，特离忧之易并。傥丘园之可服兮，将就濯其尘缨。臻圣贤以相期兮，惟道义之是营。苟没身以无愧兮，亦奚事于成名。”

《秋风吹汝水赋》寓情于景，颇富文采，读时仿佛也让我们看到宋代美丽的汝河和河堤上迎风漫步吟唱“忠恕”的范公。

提到宋代的文字狱，可能因为苏轼的名气大，大家对“乌台诗案”更为熟悉。

其实，另一件著名的“车盖亭诗案”其牵连面之广、对于政坛走向在当时影响也很大。

事情是这样的。蔡确被贬安州期间，游览车盖亭而作诗十首，被他的宿敌故意歪曲解读，污蔑他的诗旨在讥谤当时垂帘听政的高太后，于是蔡确被朝廷再贬至当时的岭南蛮荒之地新州（今广东新兴）。其时御史台的媚上势力是极力置蔡确于死地的，正是在范纯仁等人的力争之下才将其安置新州。同时，他还对太后进言说：“朝廷执

政应该宽厚，不能因为语言文字模糊不明就流放和诛杀臣民。今天的举动很可能成为后世效法的先例，所以这样的事情一定不能开头啊。”

虽然范纯仁深谋远虑而忧心忡忡，苦口婆心地犯颜直谏，但是当权者并没有听从他的意见，仍将很多其他受牵连的朝臣纷纷降职外放。

北宋的政坛各种的乱，就是两派“轮流坐庄”，谁上台另一派就倒霉。北宋政坛的乱象，是围绕新旧党之间的斗争以及新、旧内讧展开的。北宋政局因为王安石变法而划分出变法派和保守党两大阵营。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一旦支持新法的皇帝上台，则新派得势而打压守旧势力；反之，维持旧政的当权者上台则倾轧新党。总之，新旧两派你方唱罢我登场。

1067年，宋神宗即位。他起用大批人才，范纯仁也恢复了职位。神宗还让他兼修起居注，就是在皇帝身边记录言行。可惜好景不长，神宗很快重用王安石进行变法，范纯仁却不停地上奏弹劾，认为变法操之过急，因此得罪了王安石，被贬出京。

范纯仁为人正派，政治见解与司马光同属保守派。熙宁二年（1069年）七八月间，范纯仁上书皇上，公开指责王安石“掊克财利”，他因反对王安石变法遭贬逐。

当初，司马光罢官居于洛阳，家贫无钱又耐不住寂寞，便常邀同被贬职的范纯仁等知己小聚，相约“酒不过五行，食不过五味”，号称“真率会”，吟诗作赋，自得其乐。范纯仁还把女儿嫁给了司马光的侄儿司马宏，是名副其实的姻亲。

1085年，10岁的宋哲宗当了皇帝，起用司马光为相，范纯仁才迎来了机会，因为他和司马光的关系非常铁。但司马光复相后，坚持要废除“青苗法”。

司马光是政治上的保守派，以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闻名，现在权力重新回到他手中，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尽废新法。这个举动做得很极端：凡是王安石支持的，他就反对；凡是王安石反对的，他就支持。已经超出了一般的政见之争，上升到党派斗争的级别。

然而，就是在这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上，范纯仁却提出了与司马光不同的意见。他说：“王安石制定的法令有其可取的一面，不必因人废言。新法已推行多年，改掉其中过分者即可，而青苗法、募役法等有助于富国强兵，不应该骤然废除。”

范纯仁对司马光说：“王安石制定的法令有其可取的一面，不必因人废言。”他希望司马光虚心“以延众论”，有可取之处的主张，尽量采纳。

可惜司马光并不以此为意，只把范纯仁的看法当作耳边风。司马光尽废新法，不能不说他带进了自己的个人情绪的影响。

司马光的做法，让苏轼、范纯仁等人惆怅地叹息：“奈何又一位拗相公”。

尽管北宋政坛各位大神走马灯似的轮流当政，但是范纯仁却能从朝廷执政作为和后世影响的大局高瞻远瞩，据理辩护，可见他既不会迎合上意，也不会见风使舵，只是依从事情本来的公理，而不是政治利益。

他的心中，自有一杆公道的秤。

范纯仁这种坚持自我的从心而为，率性而行，正符合孔子“不逾矩”的“从心所欲”，这种特立独行的性格，已臻于圣人境界。

这一点，从他早年在汝州为官的经历就定下了基调，他游沐汝州温泉写的《临汝温泉·山前阴火煮灵源》一诗，可以说就是他的自我期许的一种昭示，就是他人生最佳的演绎和最有力的佐证。

其诗前两句大意是说，就像地火烹煮了灵气之源，丰富的地热资源孕育出源源不断的温泉，历史上曾有至尊威仪的一众帝后临幸此地。

关键是绝句的后半部分，第三句相当于毛泽东所说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无论何等“风流”，“俱往矣”，温泉见证了风云人物的来去歌哭，经历了历史沧桑的兴衰迭代，却不受人世影响，恒温如初，坚守自己的温暖和纯净。

整首诗其实是借物喻人，托温泉之水温度恒常不变，来寄寓作者坚持自我、永葆本心的人格追求。

一个人，面对他人而表现出自己本心的坚持，可能相对容易，但是当自身面临利益的损害甚至是生命危险而依旧如是自若，则真有无论何种人生“萧瑟”都“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至高之境，那实在是难能可贵了。

范纯仁就能达到这样的高度。

他在政坛的起起落落中，“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从未把名利、地位放在心上。唯其如此，历史上才少了一个官场老油条，多了一个让人敬佩的真名士。

古往今来有很多历史上享有盛誉的家族门庭往往是因为父祖和子孙一荣俱荣，比如“王谢堂前燕”的王家在东晋豪族中可谓书法世家，父子、兄弟、夫妻之间都相学争鸣，传习比试，不过王羲之却是其中最耀眼的明星。

比如“一门父子三词客”的三苏，但是，苏东坡的光芒就盖过了父亲苏洵和弟弟苏辙。

再比如范仲淹和他的儿子范纯仁，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使父亲名动千古，于是黯淡了同样垂范宋代的范纯仁。

但实际上，范纯仁在当时，官位甚至高于其父，名望和影响都不逊于范文正公；更为重要的是他除继承了父亲身上所具有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忠君、爱国、为民的“铁肩担道义”的情怀，更有一种从心而为、坚持自我的特立独行的风范。

司马光的政敌章惇当了宰相后，一上任就把司马光一派的重要大臣，如宰相吕大防等都放逐到荒凉的岭南，并且建议皇帝说，即使遇到大赦，也不应让他们回来。

范纯仁听说后，十分忧愤，想斋戒后上疏申辩。此时，他已年届七十，正闹眼病，双目看不见东西，家人都跪下求他：“千万不要再触怒皇上，万一获罪，实在不是年老之人所能承受的啊！”范纯仁回答说：“事已至此，没有一个人敢出来说话，假如皇上之心能够回转，关系这么多大臣，也算功德。假如不能，即使我死了，又有什么遗憾！”于是上疏皇帝，为吕大防等辩解，最终没能达成心愿，被判与吕大防同罪，被贬永州（今湖南省永州市）。

范纯仁的儿子对父亲的身体状况十分担心，建议他向皇帝求情，免除此次辛劳之旅。他摇头拒绝，令家人收拾东西上路了。旅程异常艰辛，儿子们不时诅咒章惇。范纯仁听到了，批评他们说：“孔子说，‘不怨天，不尤人’，不要吃点苦，就怨这个怨那个。”

老大范正平说：“我听人到处议论你呢，说你是因为贪名，才表现得如此淡定。”

范纯仁回答说：“我已经70岁了，两眼看不见东西，如今万里之行，难道是我所希望的吗？但我热爱君王，如果此时不能尽忠，而只为回避贪名的嫌疑，那就没有为善之路了。”

到了永州没多久，有一天，二儿子范正思高兴地跑来说：“咱们可以返回朝廷了。”范纯仁很奇怪。范正思解释说：“你朋友韩维不是也被贬了吗，最近他的儿子跟章惇申辩，说他父亲执政时曾与司马光不和，韩维因此被免除了贬谪。当年你不是也反对过司马光吗，前有车后有辙，咱们也可以以此为借口。”

范纯仁摇头说：“我因为司马光推荐，以至宰相。同朝论事不和是可以的，如果以过去的言论作为今日之事的借口，那可不行。与其有愧心而生存，还不如无愧心而死。”

宋徽宗登基后，范纯仁官复观文殿大学士，后以目疾乞归。建中靖国年间去世，追赠开府仪同三司，谥号忠宣。著有《范忠宣公集》。

范纯仁的一生“从心所欲”，始终保持“纯”与“仁”的人格。就像他的《临汝温泉·山前阴火煮灵源》这首诗，坚守初心、坚持本心，清澈、纯净、温暖，滋愈众生。

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晓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