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
从一个默默无闻的人，变得高大，又重归默默无闻。白居易的一生，经历了太多的起伏。
呼吸着封建礼教的气息，一个人，从年少走向衰老。被世俗的洪流压榨得一滴不剩之后，被遗忘在一个沉闷的江边……
在75年的人生岁月中，白居易情透纸背，表现出一代文坛豪杰的多情细腻。
白居易一生不仅留下近三千首诗，还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的一整套诗歌理论。即“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产生的情感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不能脱离现实，应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这正是他“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从古到今，一直有人说白居易的诗有点俗，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白居易的境界没有那么高。但是，生活本来就是平平淡淡的呀。在平淡的生活中享受一点儿摸得着、看得见的小快乐，享受一点儿悠然自得的小心情，这不是一件坏事儿啊。这也是一个很值得追求的事情，因为人生毕竟有太多的风雪需要面对了，我们何妨像白居易一样，先温一杯浊酒挡挡寒气呢。温暖本身，就是一种力量。
更何况，他为汝州做的三首诗，也在向汝州表达着一种平淡而温暖的情愫。
一
洛川汝海封畿接，履道集贤来往频。
一复时程虽不远，百馀步地更相亲。
朱门陪宴多投辖，青眼留欢任吐茵。
闻道郡斋还有酒，花前月下对何人。
———白居易《和刘汝州酬侍中见寄长句因书集贤坊胜事戏而》
非常对不起，一千多年过去了，您和您的诗，一直站在汝州，等我。
今天，我总算来了！我幸亏来了！
白居易，我心目中的大诗人，唐代宗大历七年（公元772年）正月二十日生于河南新郑，武宗会昌六年（846年）八月卒于洛阳，享年75岁。
他出生时，李白已逝世10年，杜甫也去世2年。
说他是神童转世，一点也不过分。因出身书香门第，白居易自幼聪明绝顶，五六岁学写诗，9岁能够辨别声韵。他16岁写下“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名句。29岁进士及第，32岁被授校书郎，算是正式步入了仕途。元和三年（808年），刚满36岁的他官拜左拾遗。后因转入牛李党争，被李德裕为首的李派所排挤，由此决定了他一生仕途的不顺利。
白居易赋予文学以强烈的使命感，他认为，作为文学介入、干预社会之手段，“文士褒贬”执掌着“惩劝善恶”之柄，“诗人美刺”秉持着“补察得失”之功。因此，文人不应逃避现实，自废武功。白居易并不认为“褒”与“贬”、“美”与“刺”是对立的。“褒”“美”属于“扬清”“鼎新”的范畴，而“贬”“刺”属于“激浊”“革故”的范畴，相反相成，缺一不可。他痛心于“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策林》）
在文学实践中，他积极推动新乐府运动，大量创作直指时事政治、世道人心的讽喻诗。白居易的50篇新乐府诗作，“贬”“刺”之篇占多数，比如，其中的《卖炭翁》《骊宫高》，批评的是皇室；《黑潭龙》《官牛》，挞伐的是官吏；《杜陵叟》《缭绫》，披露的则是民瘼。他的作品的确力行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宗旨。
白居易自嘲，“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他明知写风花雪月可保身，书谀词谄语能升官，却不屑为之，终因写诗受到诬陷，并被削职罢官。这封《与元九书》，就是被贬江州时所写。晚年的白居易变“聪明”了，他放弃了“兼济天下”，只求“独善其身”，仕途是顺利了，但在创作上却失去了早期的锐气。
据史料记载，元和十年六月，唐朝藩镇势力派刺客在长安街头刺死了宰相武元衡，当时，白居易坚决主张讨贼，但因为他平素写讽喻诗得罪了许多朝廷的权贵，于是有人为他罗织罪名，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在皇上面前告他的黑状。唐宪宗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当时四十五岁的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
公元816年的一天，他送某一位客人上船，旁边有琵琶声传来，于是邀请琵琶女演奏一曲。他一边听着乐曲，一边和琵琶女聊了起来，惊服于她高超的演技，悲伤于她凄凉的身世，有感于自己的被贬命运，于是奋笔写下了著名的《琵琶行》，以“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和琵琶女共勉。
听着琵琶的旋律，踩着醇厚的酒香，徒有一人，存活在他的世界。渲染了，整个虫鸣的夜晚。在那个世界之中流离失所着。
一阵阵琵琶声，拆除了整个宁静的夜。更是拆除了他最后一道防线。声音的波澜渐渐荡漾离去。侵入了白居易的每一寸肌肤，每一个细胞，每一条神经。
把他，活生生从现实拖回了回忆。
回忆，多是些不可信的东西，从未停息侵蚀人们的灵魂的策略。一走一停，刺痛每一寸活着的肌肤。这就是那个星斗陨落的时代，总不会停息……
当琵琶之音渐渐停歇，回忆却不能自拔地散向远方。自己曾经也拥有过光荣，也曾无数次的被胜利的喜悦所包围。可是，当一切都成为过去，一起重返现实。
———才渐渐品尝到世态炎凉的滋味……
伤心化为泪水。
奔涌了整个世界的黯淡……
二
为忆娃宫与虎丘，玩君新作不能休。
蜀笺写出篇篇好，吴调吟时句句愁。
洛下林园终共住，江南风月会重游。
由来事过多堪惜，何况苏州胜汝州。
———白居易《重答汝州李六使君见和忆吴中旧游五首》
大唐帝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不到300年的历史，崛起了诗的群峰，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是其中之一。
在唐代三位最为伟大的诗人中，李白豪放浪漫，驰骋想象；杜甫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白居易通俗写实，生动自然。他们的诗，我都爱读。可比较而言，从个人狭隘的情感出发，我似乎对白居易更亲近些，理由是：他的诗虽然有点俗，但更直白、更亲切。
就像这首《重答汝州李六使君见和忆吴中旧游五首》诗，通俗易懂，一目了然，都不用费劲去细琢磨。
白居易认为，为文或歌诗，之于朝廷，旨在“补察时政”，“泄导人情”；之于社会，旨在“救济人病”，“裨补时阙”，并写下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千古名句。（《与元九书》，以下引文同者不注）语虽简短，却是白居易的文学宗旨与创作总纲。
其文中的“时”与“事”，与今之“时事”相去不远。“为时而著”，强调创作要顺应时代，与时俱进；“为事而作”，强调创作要因事而发，裨补世事。文学创作囿于“时”而基于“事”，文学作品应于“时”而及于“事”。作为“社会意识”的“诗”“文”反作用于作为“社会存在”的“时”“事”，“诗”“文”为“时”“事”而创作，也就顺理成章了。
白居易的“时”与“事”，似乎指明了文学的客体。但是，创作主体是否能与客体达成一致，即文学能否发挥作用，完全取决于统治者是否允许创作，能否倾听民声。白居易以上古帝王作譬喻，说明文学与政治之关系，“‘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则知虞道（舜）昌矣。闻‘五子洛汭’之歌，则知夏政（桀）荒矣。”只有在“为时而著”“为事而作”能够保证的情况下，“政有毫发之善，下必知也；教有锱铢之失，上必闻也”的上下关系才会形成，通过“政之废者修之、阙者补之，人之忧者乐之、劳者逸之”，才能“上下通而一气泰，忧乐合而百志熙。”
白居易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喻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喻诗的创作而发的。
他的一生，前期是兼济天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
他达则写讽喻诗为民请命，晚年则寄情山水，写了一些闲适诗，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他常与其好友元稹、刘禹锡等对弈、饮酒、品茗、论诗，过得淡泊平和、闲逸悠然。在某一个美丽的夜晚，白居易做了一个美丽而短暂的梦，梦醒后难以入眠，遂起床看窗外的红花白雾，感叹于人生短暂易逝，难持长久，于是写下了一首颇具朦胧之美的《花非花》：“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
像极了他的诗与人生。
三
叶覆冰池雪满山，日高慵起未开关。
寒来更亦无过醉，老后何由可得闲？
四海故交唯许汝，十年贫健是樊蛮。
相思莫忘樱桃会，一放狂歌一破颜。
———白居易《天寒晚起引酌咏怀寄许州王尚书汝州李常侍》
这首诗，一看就是白居易晚年所做，不由让人联想到他的《问刘十九》。
据说，这只是白居易的一张便条。邀请一个相邻的朋友过来喝酒的便条：新酿的米酒，色绿香浓；小小红泥炉，烧得殷红。天快黑了，大雪要来啦。老兄，能否共饮一杯否？
绿蚁酒是一种米酒，色绿。私心妄揣，此酒度数不高，可能微甜，有清香。但没喝过，甚憾。
两首诗相较，意思大致相同，但温度不同。同是下雪天约酒，《天寒晚起引酌咏怀寄许州王尚书汝州李常侍》一诗，透着一股子寒意。而《问刘十九》，则透露着一股子温暖。
这与他的心境有关。
文人当然是文学的主体，白居易却表示了深深的忧虑。他认为，文人中存在两大倾向，一是阿谀逢迎，谀时媚世。在当时，“书事者罕闻于直笔，褒美者多睹其虚辞。”（《策林》）“郊庙登歌赞君美，乐府艳词悦君意。若求兴谕规刺言，万句千章无一字。”（《采诗官》）一些御用文人，闭着眼睛说瞎话，昧着良心唱赞歌，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救失之道”遁迹，“谄成之风”大炽。他担心，如此下去，统治者不见弊端丛生，只道歌舞升平，必然导致施政失误，国运衰微。这种虚美媚世、取悦邀宠之作，“若行于时，则诬善恶而惑当代；若传于后，则混真伪而疑将来。”（《策林》）
二是沉溺风月，逍遥山水。白居易认为，大约从谢灵运、陶渊明开始，文学的锋芒已销蚀殆尽。他甚至对作为本朝大家的李杜，也深感缺憾。李白之作，虽然“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然则“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而杜甫之作“可传者千余首”，而像“三吏”这样的作品，“不过三四十首”。在专制政体下，由于创作空间逼仄，创作风险高悬，一些文人雅士，“避席畏闻文字狱”，只好退隐山林，避居乡间，对于国难民瘼，置若罔闻，整日吟风弄月，卿卿我我，或在古籍中淘生活，或在琐碎中觅生机，醉心于铜臭女色，止步于搜奇猎怪，满足于追名逐利，既难成名山事业，唯只求蝇营狗苟，诚可谓“著书只为稻粱谋”了。
出任江州司马后，他又相继出任忠州、杭州刺史，为官一方，他能造福一方，并把他细腻的笔触伸到现实生活中去，真正地关心下层人民。他洞察了社会的真实情形，渐渐形成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文学主张，于是写下了关注民生的现实主义诗篇《轻肥》。
公元824年，白居易被授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洛阳，他决定对自己的诗文进行整理归纳，遂成《白氏长庆集》。公元825年，白居易被授为苏州刺史。在苏州刺史任上只一年多，便体弱多病，于是请辞回洛阳。此后曾作秘书监，管理国家图书，但年老多病的他不愿介入当时的牛、李党争，遂求退休。
白居易在《草堂记》中曾写道，“矧予自思：从幼迨老，若白屋，若朱门，凡所止，虽一日二日，辄覆篑土为台，聚拳石为山，环斗水为池，其喜山水，病癖如此。一旦蹇剥，来佐江郡。郡守以优容而抚我，庐山以灵胜待我，是天与我时，地与我所，卒获所好，又何以求焉？”
用白话直译过来就是：我在琢磨，我从小到老，像白色的茅屋，像朱色的大门，凡是居住的，即使住一天两天，我总是要搬倒个几畚箕的泥土来做个台子，聚集一些卵石来筑座假山，再环绕个小小的水池，我喜好山水，像这样成了“病”和癖好。忽然有一天命运不顺，我被贬来辅佐江州。郡守用宽厚的心来抚慰我，庐山以它灵秀的美景对待我，这是上天赐给了我（最好的）时机、大地送给我（最好的）处所，我终于能得到自己所喜好的东西，又还有什么好苛求呢？
因此我想，处在唐朝的大诗人，能有如此亲近自然、知足常乐的境界这是何等的难能可贵呀。
公元846年，白居易逝于洛阳，这位伟大的平易派现实主义诗人，静静地卧于洛阳龙门香山寺的清风明月、青松翠草间，永远地寄身于山水之中了。但他的诗却广泛流传，影响至今。
去世后，唐宣宗写诗悼念他：“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从侧面表现白居易的诗通俗平易，娴熟深谙。
所以，做人要学白居易，“达则兼济天下”，兴修水利灌溉农田，言民之声，“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做人要学白居易，对人情真意切，处事朴素爽直，一吟悲一事，多情伟丈夫；做人要学白居易，心中有爱眼中有情，写景绘物，清新明丽，闲适自在，绘景细真切，任性一生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