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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戏曲《从咱做起》，是以一对夫妇为儿子结婚是不是要大操大办，而发生激烈矛盾为线索，揭示了民间婚丧嫁娶、生日等请客送礼这一陈风陋习，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戏曲意在劝说人们从自己做起，勤俭节约，不要铺张浪费、害人害己，提倡新时代新风气。

就这么一个小戏曲，让我折腾了十年之久。我学习成绩并不好，也许是偏文科的缘故，毕业后有了看报纸的习惯。每到一处，就往附近有报纸的单位寻报纸看。有几次，到废品收购站高价买，看后再低价卖给人家。有一年，在北京西站，我在车厢里捡了一大捆报纸背到工地上。报上有我喜欢的作品都抄下来，特别是那些押韵的诗句。逐渐产生了一个梦想，啥时候让我的笔墨也变成铅字。

又是怎么成为一个文艺爱好者，这事还得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说起。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民间的文艺团体演出的节目内容低俗、不怎么健康，我看后疑惑：这些乌七八糟的内容怎能和文明、艺术连在一起？于是，我暗下决心，要创作出一些积极向上的、有正能量的作品。

用什么题材，往哪找题材，经过一番思量，我选了一个小戏曲的素材，把名字定为《吃酒席》，因为这些事情对我触动很大。在人扎堆的地方，在公共汽车上，人们很多的话题就是吃桌，并且都是说吃得焦死人。有的人家，一天里兵分几路，也不能都到场，还得把礼金捎到不能到场的主家。打电话邀请吃桌的人，有的是弯弯曲曲的亲戚，还有是早已忘记了姓名的朋友。记忆最深的是有我二女儿的时候，我并没有置办酒席，但还是让一些亲戚作了难。她的大舅妈把自己的长头发剪掉卖了些钱，装了个篮子，送了份贺礼。

戏盲编戏，或许是您第一次看到这个词，但这是发生在我身上的真实事情。我一没读过剧本，更不懂什么是韵平仄，也没像有的老师说的那样，先写成小说，再改成剧本。我是像垒墙一样，想一句，写一句，只不过有几句押韵。我用稿纸写了三页，就算是剧本了。

汝州市第一届曲剧节的最后一天，精心准备了几天的我，急忙吃了午饭，怀里揣着三页厚的“剧本”，跑了几里路，坐上车，下车又跑几里路，到电视台门口的时候，已是下午两三点钟。大门口的保安拦住了我：“干什么的？”“送剧本的。”说着，我从怀里掏出用小塑料袋装的几张纸，在他们面前晃了晃。我的头上往下淌着汗水，衣服也被浸湿，脚上穿的凉鞋里，尘土和汗水在脚丫的搅拌下，和成的泥已冒出鞋外。他们看我也不像专门来破坏曲剧节的坏分子，一个保安向我调侃道：“没看出来，你还是个戏曲大作家。”“冒充的呗。”他挥了一下手，示意我进去，我才走进了演播厅的比赛会场。

写写，找老师看看，重修改，成了我的套路。我隔一段时间，就会去一趟文化局剧目创作组，找牛菘老师。我没电话，牛老师又业务繁忙，常常出差，好几次都没见到她。

那时，我负债累累，腿疼病经常发作，小煤矿又不景气，致使我的经济十分困难。进城为省去厕所的五角钱，在家不敢喝水，每次去只拿从蟒川到汝州往返的车票钱。有一次，实在没有钱，就从家里拿块废铁到核桃园的废品收购站卖了十来元，高高兴兴又去了一趟汝州城。

我的老婆见我像入了魔，心里很是着急。我去煤矿拿着笔纸，在矿井下写，去干农活拿着笔纸，干着干着，就蹲在地上写了起来。她气急了，怒斥道：“真是鬼迷心窍，上学时你不学，年轻时候你不学，土已围住脖子了，学还有啥用？你花的钱算算能买多少鸡蛋？你要是都买鸡蛋吃了，我什么都不会说，可你把钱都扔进了污泥坑了！”大女儿赶紧给我保驾护航：“俺爸不吸烟，不喝酒，不打牌，不赌钱，就这么一个爱好，你就不要责怪他了。”就这样，有时去文化局，有时下班骑自行车绕十几里路，去蟒窝向王振松老师请教。

我的“执迷不悟”，感动了文化局艺术科长李吉峰老师，他推荐我参加了汝州市基层文艺骨干培训班，在那里有幸认识了来自平顶山市的《艺苑》主编陈习俭老师。他看了我的《吃酒席》，直摇头，又修了两遍，他还是说：“不入戏，不入戏。”

2016年，我背着稿子和几本《艺苑》杂志去浙江打工。在那里，我从《艺苑》杂志中受到启发，从头到尾又修改了几遍，把《吃酒席》改为《从咱做起》，发往《艺苑》编辑部，周公明老师稍作改动，发表在《艺苑》上，并获二等奖。

这个小戏曲，历经十来年，终于诞生了，也让我梦想成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