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他北京的朋友来正定看他,我也参加他们的聚会,大家无拘无束地谈天说地,带来很多新鲜空气。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是否也从外地来的朋友身上获取了一些改革的信息和创新的思路呢?
周伟思:这是毫无疑问的。他的这些朋友,有的是给正定介绍合作项目的,有的是来推荐技术人才的,有的是给他送书的,还有的是专门来看他的。在与他们的交流当中,习近平获得了很多重要信息。
当时不像现在互联网时代,上世纪80年代初,电视机还没普及,人们除了通过报刊、广播了解外面的世界,再就是当面交流传递信息。
习近平与朋友相聚时,说话不多,总是面带微笑认真听着大家七嘴八舌,有时也会针对性提问或表达自己的看法。我在一旁还观察到,不管他的朋友发言是有条有理的,还是咋咋呼呼的,他都能不动声色地听他们把话说完,不会轻易去打断别人的兴头。
他善于通过各种机会,时时刻刻吸纳新东西,了解中国和世界的各种变化,尤其注重经济、科技发展的新趋势、新动向。虽然是业余时间闲谈,但他关心的东西还是和改革开放与经济建设相关的。
习近平当年在正定所做的很多事情,如开发旅游项目,力推工副业、服务业的扩展,现在看起来好像不算什么,但在当年当地确实需要很大勇气和知识储备才可能去做。
在那个阶段,正定县上上下下开展的发展战略大讨论,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当然是习近平本人。不过,他对自己的评价倒有点“见真佛只谈家常”的味道:“我常常务点虚,讲新产业革命,讲第三次浪潮,讲80年代的领导方法。我只是想起一点酵母的作用。”
习近平不止一次给县委、县政府一班人,还有县机关的工作人员、乡村干部说过这样一件事:一群根正苗红的参观者到近两年商品生产取得长足发展的广东省南海县观摩考察,他们看到农民穿了西装、打了领带,甚至穿了牛仔裤、花衬衫,贸易市场上的大小“财东”比高级干部还阔气,街头的茶座里飘着他们听不懂的音乐。一到晚间,霓虹灯光怪陆离,他们眼花了、头晕了,不禁抱头痛哭:“我们辛辛苦苦搞社会主义搞了这么多年,没想到资本主义这么快就复辟了!”
每当习近平讲到这里,不同的听众都会哈哈大笑起来。其实,习近平就是通过这种潜移默化的方式,慢慢转变干部的思想观念。
习近平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他毕竟有过几年大队支书的实践,对农村的人际关系、农村亟须解决的问题,包括生产技术、水利建设、生活条件等各方面的问题都很清楚。陕北和河北,同处北方,农作物品种相差无几。如果换另外一个常年在机关工作的人下来担此责任,指导农村工作,恐怕会很吃力。在农村一些相对复杂的问题上,下面反映给他的难题,甚至有乡党委书记跟他请示一件麻烦事,他很快就会给出一个想法,告诉该怎么解决。有些乡党委书记和他相比,可能还没有他的基层工作时间长呢!
同时,他还有一种前瞻性的战略眼光。战略眼光和务实精神这两点结合起来,很了不起。当年,他虽然只是个县委书记,但他的眼光并不只是放在县里的大事小情上,他实际上是把正定作为中国农村的一个试验点,通过在正定,把他心里的想法付诸实践。他还在经济学家于光远等专家的帮助下,搞了一个农村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就设在一个村子里,人员都是兼职的,他们通过认真探讨、研究,就“三农”方面做了很多小范围的试验,其中包括分配制度、土地制度、村级选举,还有具体到经济作物的选择、新品种的选育、新的农业技术推广、农业设备的分配、农村基本建设、乡村的房子、环境、公共设施配套等等,为农村发展中的很多具体问题开辟了“试验田”。习近平还把一些国外乡村发展的新模式,也放在这个研究所里进行实验,全方位地去寻找中国农村未来的发展道路。这个研究所做了很多非常有益的探索和实践,给正定以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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