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农历8月中旬，八路军皮、徐支队由登封县的送表进驻临汝县大峪店地区后，利用各种形式向人民宣传八路军的各项政策和抗日主张，并到处刷写：“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不抓丁、不拉夫、不派粮、不派款”“团结起来共同抗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大幅标语。部队所到之处，公买公卖，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深受老百姓的欢迎。
一、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
我家住在临汝县大峪店西边的袁窑村，部队经过袁窑时，为了不打扰老百姓，他们不进村内，都在村外河滩里休息。
当时，一向被国民党、土匪、日本鬼子打骂吓怕的群众，听说队伍来了，立时就跑光了，村里只剩下几个跑不动的老人和病夫出来照应，给部队烧开水喝。按照常规，当兵的喝老百姓的茶水哪里还给钱呢！可是八路军一定要给钱，群众不收，部队不行，人们都觉得很稀奇。
有一天，部队到了马鞍驼村，当时，全村群众几乎跑光了，只有于培周的父亲于中平老人（70多岁）还在家中，部队首长对他说：“我们想在这个村做饭吃，老先生，能不能把群众找回来？”于中平老人看到八路军说话和气，平易近人，就立即出村找回来一部分群众，帮助部队烧火做饭。部队首长皮定均司令员就在于老家中休息，战士把饭做好后，先给于老先生端一碗，他不吃，皮司令员恳切地说：“您这么大年纪了，您不吃，俺们怎能吃呢！”于老推托不过，只好与部队首长坐在一起吃了。从此之后，他见到八路军比待其家人还要亲。（临汝抗日县政府成立后，于老还当上了大行政村的村长。据说，在文化大革命中，皮司令员还给大峪公社来信，询问于老的情况，还说他是党员哩！）当时，没有在家的群众，部队做饭用了他们的面，都一一过称，把钱放在面罐里，在菜地拔一棵萝卜，就把钱放在萝卜坑内。八路军这种爱民举动，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传遍了附近的村子，大家都说：“八路军真好”“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
二、我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的
我原在本村袁窑中心小学教书，1944年5月，汝州沦陷后，为躲避兵荒马乱，我整日东奔西跑不得安生。农历8月中旬，八路军解放了大峪店地区。八路军纪律严明、宣传抗日救国、伸张正义、处处为穷苦人民着想的正义行动，使我对共产党、八路军从内心里产生了热爱。我姐丈于培周经常带领欧阳景荣、党峰、梁济生等同志，在我家住宿吃饭。党峰同志为人非常谦虚、热情，他看我父亲在地里干活回来时，就赶忙上前接过锄头背回家，他见我父亲去担水，就连忙接过水桶去担水，军民彼此不分，亲如一家。为了安全，我还不断护送党峰同志到马鞍驼去开会，因此，我也认识了张清杰、张立治、梁济生、刘波涛等同志。有一次，在路上党峰同志问我：“咱们要建立区政府，你说区长叫谁当？”我说：“现成的家。”他问：“是谁？”因为我当时在政治上很模糊，当即回答：“袁窑村的梁须臣，人家当过几次区长了，还是叫他干吧！”党峰同志说：“他不行”。我以为这是在说闲话，也就不留心了。
1944年农历9月11日，在马鞍驼村于培周家里，我向党峰同志提出参加共产党的请求，他当场表示同意，并愿作我的入党介绍人。他说着就用铅笔划个表，让我填写基本情况。当时，张立治同志也在场，他们二人就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因为那时正值战争年代，发展党员的手续简单，我就是这样成了一名共产党员。
三、争取“二梁”，共同抗日
同年9月上旬，皮、徐带领的部队从别处又迂回到大峪店一带。当时，从部队下来几位同志做地方工作，建立政权。我记得有欧阳景荣、党峰、梁济生、张清杰、张立治、刘波涛等人。他们均住在马鞍驼村于培周家里。为了争取袁窑村地绅梁小舟、梁须臣共同抗日，欧阳景荣、党峰二位同志在于培周陪同下，带着礼物到袁窑面见“二梁”，协商抗日救国事宜。我们向“二梁”提出两个要求：一是接受八路军的领导，为八路军筹集军粮（当时，付给梁须臣一部分钢洋，委托他给部队购买军粮）；二是亮明旗帜，共同抗日。这些要求，“二梁”很顺利地接受了。因为抗日是大义所在，无可言辩。再者，日本鬼子到他们村时，曾把他家的年轻妇女都糟蹋了，他对日本鬼子也有仇恨。此后，党峰同志还在梁须臣家里研究过建立抗日指挥部的问题，让他担任指挥。这一组织只是说说，并未实施，可是梁家借着这个名义，把人员枪支组织了起来，他们站岗放哨，日夜巡逻，为我们也做一些有益工作。
我记得有一个日本特务，装扮成一个拾粪的，到袁窑村刺探军情，大家都不认识他，一审问，他承认了，梁小舟出于义愤，立即把这个坏蛋枪毙了。
四、建立地方政权，巩固抗日根据地
1944年10月10日，临汝县抗日县政府和大峪店抗日区政府在棉花村秘密成立。经过一段时间宣传发动，对外公开时机成熟。11月13日，我记得是在大峪乡棉花村郎占选家里召开的建立抗日县政府筹备会。会上，由我起草、书写成立抗日县政府布告。当时，皮司令和其部下35团团长王诚汉以及欧阳景荣、党峰等领导同志共同研究准备去大峪店召开成立县政府的大会，但是大峪店地主武装头目李聚五，带人在蜜腊山南脚（角）把守，不让我们通过，他们距棉花窑只有二里多路，不时向我们开枪威胁。为了顺利通过，领导派郎占选到对方说合。从上午一直等到下午，李聚五仍是不让我们通过。当时，王诚汉团长带着部队在山下石窑沟（距敌人只几十步远）等火了，他将自己穿的小皮袄脱下往旁边一撂，一声未吭，一枪未发，全团人员跟着他往山上猛冲，李聚五见势不妙，连大峪店街也未敢回，顺着石板河一直跑到山下一五张村敌占区去了。
当天，部队住在大峪店，第二天上午，在大峪店召开地方绅士、保、甲长及群众大会，宣告临汝县抗日政府和大峪区抗日政府正式成立，党峰同志任县长，我为区长，王金柱、孔庆祥任区财粮助理。会后，县、区政府的工作人员，均又回到马鞍驼村，住在于培周家里。我记得，党峰同志还以县政府名义下聘书，聘请梁小舟、梁须臣为县参议员。
抗日县政府成立之后，对持枪投敌的李聚五按汉奸处理，县政府查封了他的全部财产。
县、区地方政权建立之后，主要工作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宣传抗日县政府和抗日区政府成立的重要意义；二是教育群众不向日本鬼子和伪军兑粮、兑款、出人、出物；三是建立村政权，即大行政村，根据地区情况把几个自然村划为一个行政村；四是建立区干队和民兵组织，保卫抗日根据地，配合主力部队作战，打击日伪土匪等反动势力；五是组织拥军工作，安置部队转移到根据地休息，并对医院伤员进行慰问等；六是建立其他抗日组织（如抗日救国会），发动组织群众捐献鞋袜、布匹支援部队，更主要的是通过支前工作，密切军民关系。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地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
1.在大峪店抗日根据地内，先后建立了马鞍驼、袁窑、十岭、青山后、辉泉、棉花窑、大峪店、许台等九个大行政村。
2.组织了区干队地方武装，我任区干队长，王天一为副队长。区干队下设四个中队，中队长为王天一、秦广善、赵德修、郭钊四人。区干队的武器，大部分是国民党军队败退时丢到民间的。有的为本人所有，有的为地方组织的“联庄社”所有，都是经他们几个人组织起来的，区干队员均脱产，吃公粮。
3.此后，我在区政府所在地赵楼村，还建立起一支区政府直接领导的区干队武装，高周为队长，武器全是我们部队留下的。区干队建立后，1945年2月，段子铺的日伪自卫队，企图摧毁我们区政府，他们从段子铺出发经小寨洼、稻谷田包围赵楼村。当时，十岭村公所给我们送信，我们立即带领区干队给敌人以迎头痛击。
4.区干队和民兵组织基本健全后，于1944年农历腊月间，党峰同志率领区干队和民兵去攻打日伪据点段子铺，解散了正在为日本鬼子修工事的民工，并缴获了日伪维持会几条枪，吓得日本鬼子龟缩在王湾寨上一直未敢出动。
5.开辟了枣树庙、东安窑、中安窑、西安窑、于窑等十几个村庄抗日根据地。
6.1945年4月，在登封县西南部的边远地带，开辟了一个新区，建立了临汝县抗日政府第二区，区政府设在送表附近和沟村，任命李清韶为区长，邵先礼、张维典为副区长，栗全来为区干队长，龙窝村的张庆彦为区财粮助理。管辖东起贯宝山，西至白窑，长六十余里的地区。
7.建立临汝县独立团。1945年农历正月底，2月初，县政府成立了独立团，党峰同志兼政委和团长，陈其双同志为副团长，牛占元同志为副政委，县独立团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主要是我在赵楼建立的区干队，从部队下来的李本同志担任区农会主席，裴建国同志是区工作队的成员，还有两位老干部记不清名字了。
8.发动群众开展倒地运动。什么叫倒地运动？1942年（即民国三十一年）河南大旱，灾情惨重，农民为了活命，变卖庄田、坡地度荒，地主阶级用低廉的价格买去农民手中的土地，灾荒过后，国民党政府出布告称“凡是卅一年灾荒出卖的土地，可以拿钱赎回”。我们借助国民党的政策发动群众，向地主阶级倒地，因此就叫倒地运动。当时李本、裴建国等同志到区政府后，成立了工作组到各行政村组织建立农会，选举倒地委员会，发动群众开展倒地运动。在倒地运动中，根据具体情况制定了具体政策，如买地家土地少，卖地家土地多，规定地少的户，不倒给地多的户。当时我们地方政府除了组织民兵和敌人打仗以外，倒地成了根据地的中心工作，减租减息工作，没有开展起来。
地方政权建立起来以后，通过几个月的武装斗争，大峪店这块抗日根据地基本上巩固起来。当时，部队的后方医院，由登封县的马峪村搬到大峪店西边的路泉村，这个医院分散在群众家里，可住100名左右的伤员。另外一支队的后勤供给处，设在熬子坪村，有几十个工作人员。他们在那里用缝纫机做军服、修枪支。当时，盘踞在临汝县城和登封县城的日本鬼子，不时向根据地进行扫荡，但很少能够进入根据地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