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5月，日本鬼子侵占豫西后，党中央指示皮定均、徐子荣在太行山区组建“豫西抗日先遣支队”，渡过黄河，深入敌后，开辟豫西抗日根据地。同年9月20日（农历八月初十），部队开到济源县的王屋镇休整时，党中央发电催促皮、徐支队要抓紧时间抢渡黄河。

为了行军迅速，出奇制胜，皮、徐首长决定，把掉队的伤员、做地方工作的政治干部以及军用物资留下来，由我负责组建一支“收容队”，并留给我一个连的兵力作掩护。我们在王屋镇住了4天，组成一个所谓的“先遣大队”，共约300多人。当时，因为战火不断，皮、徐支队过黄河后流动作战，没有固定地点。我们过黄河后，在豫西跑了13个县都没有打听到主力部队的消息。到了临汝县夏店街以东的地方时，听到袁窑方向有炮声，我们赶紧追了过去。经打听，我们才知道是皮司令的队伍在向北追击日本鬼子。于是，我们就往北前进，寻找大部队。在登封大、小金店北面，嵩山脚下的一个村子里，我们找到了支队副政委郭林祥和政治部主任孔祥祯同志带领的一支部队，大家喜出望外，我们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部队了。我们一道继续往北走。1944年10月29日，在偃师的佛光峪，见到了皮、徐首长，我带领的“收容队”，与大部队胜利会合。

与皮、徐首长会合后没停几天，组织上又让我带一个连（还是跟我过河的三连），到伊川县帮助地下党，建立地方政权和地方武装。伊川县共产党在张思贤同志的领导下，拥有四五百条枪。我们到达伊川后，很快把地方政权和武装建立起来了，张思贤任县长兼独立团团长，三连连长任副团长。

不久，皮、徐、孔首长写信让我马上赶回佛光峪，给我下达了到临汝县收编一部分地方武装的任务。在临汝县杨楼乡下水磨村，有个叫李逢年的人，年约40来岁，家庭比较富裕，与当地一些小土匪有联系。他到佛光峪，找到皮、徐、孔的首长，说他手下有六七百个人，只要八路军去一个人谈谈，就可编给八路军。支队领导对这事很感兴趣，决定要我去一趟。于是，我就随这个人到了他家，发现情况并不像他说的那样，一些小土匪对八路军根本不怀好感。他又要求我到大土匪和地主武装那里去活动一下，我同他一道去了三个地方，人家一听我是八路军的代表，都有些吃惊。有一天，我到了大地主武装头子王鹤令（又名王景元）的家，王约60多岁，老奸巨猾，我先亮明身份说：“我是八路军的代表，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我们来到豫西的目的是为了抗日，你应当站在人民一边，团结起来共同抗日。”一听我的话，他被吓坏了，他说“：事关重大，须把三弟找来一块商议一下，再作定论。”他三弟叫王景全（别名王德仰），外号王三公子，这个人很坏，是临汝城里日本的保安团长，我怕问题复杂化，随便应付一下就走了。因为他估不透我，一时没敢下毒手。我走后没有多久，王景全带着人把那个姓李的家抄了，母亲被吓死，他本人逃往洛阳隐蔽。他的一个十六七岁的孩子跑到八路军里去当兵，后来随部队到了大别山。

根据皮、徐首长指示，让我到许昌一带了解地方情况。为了工作方便，当时，我请姓李的给我推荐一个朋友，他给我介绍了个临汝县城的人，说是这个人很讲义气，一定会照顾我。我在临汝县城西城门口被日本鬼子扣住盘问，结果没有搜出什么证据，就把我放了。我找到城里那个“朋友”家，他住在县衙对面。这个“朋友”原来是个老土匪，约有40多岁，当时他夫妇俩在那里卖大烟，对我很热情。当天晚上，县警察局长（也是个土匪头子，同这个“朋友”一块干过事）发现了我，认为我可疑，要把我带往警察局去。这个“朋友”不答应，同他骂了起来，说他欺人太甚，那个局长也不让步，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吵得不可开交，这时我站出来劝解，要他们不要伤和气，我提出亲自到警察局去，把我的身份来历说清楚，这位“朋友”不同意，又把警察局长骂了一顿，他的老婆约30来岁，摆好了烟灯，打发这位局长去抽大烟（他每天在这里抽烟），慢慢地消了气，他在抽烟时向我表示歉意，又向这位“朋友”作些解释，说他是为了公事。这位“朋友”住的这家房东姓杜，他的名字好像有个“时”字，他家共两口人，他哥是国民党的一个军官，逃往大后方去了，家里丢了个嫂子，他本人约30来岁，据他说他在洛阳当过警察，他家住在县警察局对面，他怀疑我是国民党的便衣，向我表示他也是国民党的人员。

第二天，这位“朋友”要陪我出去转转，正好，我也想了解一下城里的情况。在县城内的南面（即这位姓杜的家北边），有个大空院子，院子的南头，有座坐南向北的大戏台（土台子），正在唱曲剧《宋江杀惜》，不久来了一队日本人，带着伪军纠察队，要清查戏园子，周围都封锁了，我看形势不对，就伸手抱过这位“朋友”的一个两三岁的孩子，蹲在一个卖花生、糖果的摊子旁，给这孩子买花生、糖果吃，就这样瞒过了日本鬼子的清查。等日本人走后，我就立即离开这里，到郏县、襄县、许昌、禹县、登封等地去了。

1944年10月底，我返回佛光峪，见到了皮定均、徐子荣同志，向他们汇报了各县情况。接着，皮定均带领部队攻打登封县大金店南的白栗坪，我们都去了。占领白栗坪后，成立了县政府，张立治（张力之）同志任县委书记，宁治国任县长。

一天晚上，来了两个年轻人，是临汝大峪店一带的人，一个叫郭钊（即郭召），另一个名字忘了，是当地的当权者，来请我们部队到他们那里去住，皮、徐同意了，就把部队开到临汝境内的棉花窑（蜜腊山西坡）。我同郭钊等人就是这时候认识的，在棉花窑住了三天，决定到大峪店去，部队刚一出去，枪声就响了，靠大峪店以北的山上布满了人，机枪、步枪对准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办？是打还是不打呢？皮、徐决定不打，争取和平解决为好。这时，大峪店西面马鞍驼村的于培周来了，他表示愿意为我们说合，他在两军对峙之中，跑来跑去，最后议定，我们仍住棉花窑，等李聚五、李汉臣（大峪店的地霸绅士）商议后答复我们。当时，皮、徐带部队到巩县去了，决定让我到大峪店与李聚五、李汉臣进行具体谈判。李聚五也派了一个代表，这个人是开封东边兰考县人，当过中学教员，以后就在李聚五家住闲，他有个外甥叫刘影，是我们抗大出来的，同我认识。

约在1944年11月初，我在大峪店已活动了十来天，开了几次群众大会和地方武装会，大峪店的群众和地方武装（原是李聚五的人，共约一、二百条枪）对我们都很拥护，承认向我们开枪是错误的，愿意同我们一道干，并派人保护我们的安全，李聚五见势不好，带上他的几个亲信，逃到他的连襟黄万镒那里去了。李汉臣表示中立，但也搬到禹县官庄去了。在客观条件已经成熟的情况下，孔祥祯带领五团进入大峪店，广大群众一致欢迎大军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