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封国民党驻豫军官教育团受训后，我于1936年经人介绍，到临汝国民党师管区（包括临汝、嵩县、登封、伊阳、伊川五个县）先后担任上尉办事员、少校部员、中校主任部员和临汝国民党师管区（辖鲁山、宝丰和上述五个县）中校征募科长。1944年5月，临汝被日军占领后，我因师管区撤退而离开临汝。

我在临汝期间，曾在我堂兄杨杰（黄埔四期毕业后，任国民革命军上尉连长至上校团长，抗战时在上海阵亡）部下干过事的王象乾（中共地下党员，河北省安新县人），来临汝从事党的地下活动，我为了掩护他，在团管区壮丁大队给他安排了一个额外的军需职务。后来又通过王象乾的关系，我认识了中共地下党员雷明和何启光。为了保证他们的安全，我安排雷、王经常住在我家（县前街）。何启光因是中共地下县委书记，在临汝固定工作时间长，我特地把他安排在我弟杨才（临汝团管区上尉）家里（临汝玉带街28号）。当时，不知何启光有什么掩护，后来有个女的（编者：彦云）也和何启光住在一起。我询问何启光，他说是他妹妹，她时间不长就走了。

我当时做的是两面派工作，一方面装出一副国民党校级军官的架子，为国民党办事；一方面思想上倾向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暗地里接受雷明、王象乾、何启光交给的任务，为共产党办事。

根据雷明的指示，我的主要任务是：掩护中共地下党员雷明、王象乾、何启光开展地下活动；了解当地中学中的进步青年学生，汇报给雷明、王象乾，经他们审查批准后，由雷明写信送延安抗大学习；散发共产党宣传品。当时不断由洛阳往我家里送大批宣传材料，我都设法分送团（师）管区各县去，这当中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

雷明曾带着7个同志要我给他们安排工作，我都设法分别安排到各县去了，其中一个叫吴茵（女）的安排到临汝国民党县党部附属小学当教员，她是河北省邢台人。

在临汝时，我和韩润甫（团管区代理少校，后来到延安抗大）都被聘为各中学的军事教员，我在讲课中，先讲一些国民党方面的冠冕堂皇的话，然后根据雷明拟的提纲，宣传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课后接触学生，了解进步青年，并向雷明、王象乾汇报，经他们同意后送抗大学习。这个时期，经我推荐以后去抗大学习的将近20人，记得起姓名的有：胡克慎（胡庄人）、刘仁明（河南安阳流亡学生）、王恩众（河北定县流亡学生），王化宇、毕澄溪、毕金溪、范景明（以上四人均系临汝人）。

我在临汝期间，曾要求去延安抗大学习。雷明、王象乾不同意我去，他们说：“你已是共产党内的人”（编者：1939年杨福堂被发展为中共特别党员）。雷明还说，我们准备建立伏牛山游击区，叫我当司令，王象乾当政委，但是这只是设想。后来雷、王、何先后离开临汝，就没实现。

何启光的情况我了解得不多，经雷明介绍我知道他是中共临汝地下县委书记，雷明要我保证何的安全，所以为了这个，我特意把何安排在我弟弟杨才（现况不明）家里，我对他的具体活动情况不了解，他什么时候到临汝和离开临汝我不清楚，他在杨才家大约住了四、五个月。

根据我以上情况，当时国民党要给我戴“红帽子”，被停党（国民党）籍三年。

 

杨福堂，男，汉族，1905年生，河北省荣城县人，先后在临汝团管区、师管区任上尉办事员、少校部员、中校科长、队长等职。他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临汝地下党组织发展的中共特别党员。

杨福堂是国民党军队中下级军官中具有较强爱国抗日思想进步人士。他拥护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支持共产党抗日主张，为中共地下党组织提供了不少国民党内部情报，并安排王象乾等中共党员打入国民党机构中任职，帮助胡克慎、刘波涛等进步学生到延安抗大读书。1939年5月，中共临汝地下党组织发展他为中共特别党员。当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中共临汝地委、县委主要领导撤离时，他积极筹措路费，掩护撤离，并筹备枪支弹药支援抗日。因为他思想进步，有民族正义感，被国民党师管区军官怀疑通共，被停党国民党籍三年。后来，杨福堂又随军移防河南漯河、东北沈阳等地，任上校大队长等职。解放后定居北京。曾在北京市东单区和北京北苑农场等地工作。杨福堂在临汝的抗日进步活动，推动了临汝县的统战工作和抗日斗争。1966年退职后，在河北省定兴县居住，于1969年病故，终年64岁。此材料系杨福堂生前（1968年9月26日）讲述的，别人记录整理后由本人亲笔签字成文。

（文章由市委党史研究室李翔宇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