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融媒体中心记者尚自昌

宋名立捐资重修的石拱桥，为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宋名立撰写的《蚕桑辑要序》

琅琊（今山东临沂市）名士宋名立（1698—1757年），清代汝州知州。他在汝州任职五年后离开时，士绅称赞他：聿兴学校以作人，广建仓廒以积谷；士敦诗书弦歌比户，农服田力桑麻遍野；案无停留之牍，狱无冤滞之囚；工商各安其业，市廛悉平其争。

重视农田水利

乾隆五年（1740），宋名立从裕州调任汝州直隶州，下车伊始，他先对汝州的地理进行了考察。他认为汝州河道纵横，开挖河渠是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便要求各县普查和疏通旧有渠道，规划和开挖新渠，充分利用河水发展农业。

他对水利建设的重视可从他编的《汝州续志》得到证明。在水利一目中，计渠64条及一堰一堤，均按水系排列。对于新渠，特别详细地注明渠的长宽及渠两旁植树护堤的措施。这在地方志中十分罕见，受到史学家好评。

明清时期汝州农村土地管理复杂，军屯与民田交错，常因地界、出路、用水和排水等问题发生争执，有时互不相让，军民关系不很融洽。宋名立来汝州的第三个月下乡查看秋作物生长情况，在宝丰县看到数百顷庄稼泡在水里枯萎一片。

陪同他的宝丰县马县令告诉他，这一带是军屯和民田交错的地方，矛盾很复杂，几十年了也没人能处理好。宋名立了解事情原因后，与军屯负责人和宝丰县令就排水问题进行协商，并达成了协议，田地不分军田民田，统一规划排水渠的走向和密度，谁的田地由谁挖排水渠。

方案一出，饱受水害之苦的百姓踊跃参加，很快出现了水渠成行的景象。排出水后的洼地成了高产田，水渠旁还可以种耐涝的树木，弥补了开渠占地的损失。其他县的洼地也纷纷按宝丰的模式进行排水规划和建设。宋名立高兴地写下了《渠成行》的日记，记述了这件事的经过，后收入他主编的《汝州续志》中。

引进高产作物

宋名立来汝州前，汝州的主要农作物是小麦、高粱、谷子、稻谷和豆类，不仅产量低，管理费功夫，而且易生虫害。乾隆八年，汝州发生旱灾，大部分春作物没有收成。见多识广的宋名立知道海南岛普遍种植的高产作物番薯（红薯）和番麦（玉米）可以在汝州种植。于是就派人到海南岛购买红薯苗和玉米种子，并重金聘请种植能手来汝州指导。

玉米和红薯在汝州经过两年的推广，逐渐被群众所接受，后来成为种植的主要作物。特别是红薯，种植简单，耐干旱，适应在丘陵、河滩等贫瘠的沙土地生长，产量又高，解决了当时人多地少粮食短缺的问题。

汝州是河南较早种植红薯和玉米的地区，对周边府州影响很大。直到乾隆五十五年，乾隆帝要求在全国推广。宋名立让汝州提早受益不能不说是个有远见的知州，我们要记住汝州的红薯、玉米是宋名立在任汝州知州时引进的，距今有200多年的历史。

鼓励种桑养蚕

宋名立在汝州东部农家，发现大多农户把耕地的一多半种植棉花，棉花采摘后纺线织布出售。农户家中大都有织机，纺线车一家有好几架，农家女七八岁就会纺棉花。一到晚上她们把纺车搬进院里，对着月光边纺线边拉家常。

宋名立在赞扬汝州人勤劳和朴实的同时，也发现了种棉不如种桑效益高的问题。查汝州史料，周代时汝州是王畿之地，种桑织丝有很久的历史，《诗经》中就有对汝州桑女的描写。在清代丝绸的价格远远高于棉布的价格，而种桑养蚕劳动力投入也低。于是他借鉴在裕州种桑养蚕的成功经验，编写了指导种桑养蚕的农科书籍《蚕桑辑要》，其中主要摘集植桑的方法14则，养蚕抽丝的方法22则。

宋名立为该书作了序，他在序中要求书刊印后发到农户家中，要让“汝人家喻户晓，群焉习之，相率成风”。他向农民描绘的前景是“三四年内，云雨桑田，绿荫满野，缫茧鸣机，克供妇职，黄考有挟，纩之温穷，得贸丝之利”。

宋名立在汝州大力推广种桑养蚕技术，受到河南布政使的表扬，农民广受其利。

保护文化古迹

隋唐以来汝州一直是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在宗教文化方面，明代汝州寺庙林立，政府专门设立僧政司管理宗教事务。但经过明末战乱，汝州人口减少，经济衰落，寺庙等名胜古迹荒芜。

崇文好古的宋名立任汝州知州时，经济已经恢复，寺庙等文化古迹的修复成为百姓的愿望。宋名立因势利导，组织对文物古迹进行了普查造册，将重要的古迹碑文拓印保存，并采用参与、鼓励、题词、亲写记事碑文等形式，对一些重要古迹进行了保护性修缮。

重修关帝庙。宋名立任职时关帝庙十分破旧，大门颓塌，房屋失修，东院墙倒塌，与州治所在很不相配。宋名立组织捐款择日动工，将关帝庙整修一新。

重修风伯庙。风伯庙是为祭祀风穴山风穴洞里的风神而建。清初范承祖任汝州巡道时，组织对风伯庙进行了重修，规模和建筑数量可以和风穴寺相媲美，成为汝北重要的庙院。乾隆九年夏天，汝州久旱不雨，百姓惶惶不安。有人向宋名立报告风伯庙求雨甚灵，宋名立按惯例带领州府官员、绅士、百姓一早步行来到风伯庙向风神祈祷求雨。事毕不久，天下起小雨，到晚上大雨如注，之后雨时下时停，持续一个多月，庄稼长势喜人。

这一巧合帮助宋名立提前实施了修复风伯庙的计划，群众纷纷捐款捐物，至年底将风伯庙修缮一新。工程竣工后，宋名立主持举办了庆祝活动，并召集士绅，查实原有庙产，出售的赎回或无偿捐出，被占的追回，立碑要求今后任何人不得动用庙产。对修庙设计、出力、出工、出资的人士全部刻在石碑上表彰。

据《汝州续志》记，宋名立任职期间修复的寺庙还有城西演武场关帝庙、法行寺、南禅寺等20多处。

保护邓禹墓。邓禹（2—58年），东汉开国名将，“云台二十八将”之首，有“东汉中兴，功盖诸将”之誉。24岁时，拜东汉首任大司徒，被封为梁县（今汝州、汝阳一带）侯。东汉邓家出了三个皇后，八个将军。

一次宋名立因公去辖县伊阳（今汝阳县），路过邓禹村时看见高大的墓冢，便下马问当地老农。老农告诉他是东汉大臣邓禹的墓地，墓旁之村叫邓禹村，村里大多是守墓人的后代。宋名立心存疑问，回府查阅州志，未发现记载，但村名叫邓禹不能不说没有来历。考其来历，有两种可能，一是邓禹死后先葬封地梁县后迁葬南阳老家；二是死后在梁县起衣冠冢，以控制梁县的封地。宋名立认为不管是哪种可能，邓禹墓对汝州来说都是重要的古迹，不能不引起重视。于是他专程来到邓禹村，将邓禹墓地划界确定四至，扩其墓地为三亩多，立碑要求对墓地进行保护，墓地内禁止放牧砍柴。

修复北城门望嵩楼。汝州唐宋时州衙后园有望嵩楼，有江北第一名楼之称，历代文人墨客留有大量诗作。此楼毁于元末，明清以来汝州士绅多次吁请重建，因工程浩大，未能如愿。1741年在修复旧学宫时挖出了元代汝州通判尚野的《望嵩楼记》石碑，宋名立让其移放州衙保存。此碑的出现再度引起士绅们重建望嵩楼的呼吁。但修望嵩楼汝州财力不够，也不是民生的当务之急。这时北城门年久失修，已不能够保护城区的安全。北城门也名望嵩，宋名立决定将北城门楼扩大规模，仿望嵩楼式样重修，将士民对望嵩楼的思念寄予北城门上。北城门修好后，宋名立特书写“望嵩楼”石匾嵌置门上，并撰写《新修北城门记》刻石嵌之楼壁。

创立汝州诗宗祠

汝州诗人层出不穷，最有名的是唐代刘希夷，《旧唐诗》艺文志收有《刘希夷集》三卷；《宋史》艺文志录《刘希夷集》四卷；《全唐诗》刘希夷的诗独占一卷，收录诗歌35首。宗端修是金代汝州进士，诗文俱佳，元好问《中州集》卷八中收录有宗端修的诗，诗前有《宗端修小传》。吴治汇是清初进士，爱好诗文，官至刑部郎中，《汝州志》和《风穴志》均收录有他的佳作。清代的任枫学识渊博，精于诗文，编写《风穴志》，还著有《史勺》《琐记》《硱庄诗集》等书。这四人均入祀学宫乡贤祠中。

重修汝阳书院以后，有人向宋名立建议修个诗宗祠，将汝州历代著名诗人的灵位放在里面，一可对先贤进行表彰，二可以激励后人奋进，以此来兴汝州士风。宋名立听后“不禁欣然神往”，认为是个好主意。于是在汝州书院内建汝州诗宗祠，挂其画像，敬其神位，让书院学生时时祭拜，不断增强进取心。

创建地方诗宗祠是宋名立的创举，至今未见有二。

编写《汝州续志》

编修方志是地方贤吏关注的一件大事。清康熙三十三年，王登魁任汝州知州时编写了康熙《汝州全志》，至宋名立莅任时已有50余年未有续修。

适逢宝丰县编写《宝丰志》，让其为之作序，宋名立认为汝州志也要续写，就请郑州训导韩定仁，汝州乡贤、候补翰林院孔目屈启，汝州举人王敦纪、罗一玉等人负责编辑，组织大批乡绅文士，对前志遗漏的内容深入采访，以增补的形式收入志中，书成后被后人称为“宋志”，共八卷。

此书对旧志资料一般不转载，所载者全为增续与补订的新资料，无新内容则注“详旧志、不载”字样。每目有宋名立撰写的按语，以说明本目编辑旨意与具体内容。重要地方宋名立亲自撰文加以注解。

修桥筑堤倡善举

汝州河多，水患也多。西城门外与西关相通的洗耳桥大石桥被洪水冲垮多年，影响西关与城区百姓的交往。明万历年间在洗耳东岸修筑的箕山石堤俗称棋盘山多处被毁，已危及城区的安全。

但修堤复桥工程浩大，州财力根本没有能力支付，只有靠两岸群众和其他社会力量方能实现。宋名立带领州府的官员捐出一个月的俸银后，绅士纷纷捐款捐物，百姓自愿出义工参与。不到一年时间，将箕山大堤修整完毕，并建造了坚固的新石桥。桥和堤修成后撰写《募修築汝州西门外堤即土名棋盘山并建洗耳河石桥疏》，将捐资人等刻于石，立以桥头以表彰。

汝州城东黄涧河上的石桥是洛许古道上的重要桥梁，自明代建石桥后，多次重修。1742年，也就是宋名立来汝州任职的第三年秋被冲坏。当地村民商议集资筑堤改水流修建木桥。宋名立闻讯后来到黄涧河，查看了河流走势，认为以前筑的堤太直，河水直泻，对桥的冲力太大。新筑的堤应曲回杀水势，减轻大水对桥的冲力，否则会前功尽弃。另筑木桥不如建石桥坚固，并表示采石的钱从自己的俸禄和养廉银中出。石桥从1744年10月动工，到第二年春竣工。黎民给这个桥起名为宋公桥，并邀汝州进士屈其贤撰写《宋公桥记》碑立于桥头。

汝东沿黄涧河古道谢湾村前有三孔石桥，创建于明代，清乾隆二年（1737年）六月，天降暴雨，河水骤涨，洪水漫桥而过，致使两侧引桥、券脸石、桥头石狮子、桥栏、桥面等悉数被毁。桥被冲毁之后，乡绅商议重修此桥，因所用资金问题，迟迟未动工。乾隆八年宋名立下乡巡查从此经过，村民邢指告知此桥久坏未修的原因。宋名立当即捐款支持，附近村民纷纷响应。一年后新桥建成，宋名立应邀作《重修侯家湾石桥记》刻碑于桥头。此桥今天仍在，是河南保存较好且工艺价值较高的明式石拱桥。2016年10月，公布为第七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8年推荐为第八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崇师重教修学校

汝阳书院是河南有名的书院，明清时几经兴衰。宋名立到任时书院年久失修，院墙倒塌，房屋漏雨，教师、学生流失。于是他多方筹集资金，对学院建筑进行了修缮，并新盖了学生食堂和宿舍。为保证书院的费用，对书院旧有地产重新丈量划界，收回了被私人侵占的地产，动员乡绅为书院捐赠地产。

书院修缮完工后，又重金聘请安庆府桐城县凤仪里（今枞阳县）人方锦江来书院任讲席（院长）。安徽桐城方氏家族，以古文名世，代有才人，文风衍长，历久不衰，被认为是继曲阜孔氏以后对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家族。让这样有名气的文人主政书院工作，不管是对政治和社会影响，还是对学子学业长进都是很好的创意。

养蒙书院在中大街二程祠内，始建于明嘉靖年间，时称圣学书院。距宋名立任职时已有200多年。宋名立任职时，书院已徒有虚名，宋多方筹集资金，对书院进行了修缮和扩建，计有大门一间，二程祠三间，养正堂三间，齐房斋戒的居室，后上房三间，后临街房三间。并将其改名为养蒙书院，名出《易蒙》一书：“蒙以养正，圣功也。”意为经过教养除去童蒙的地方。宋名立之后经不断增修，成为汝州第二大书院。

在教育方面，宋名立还采取由政府补助的办法鼓励私人办学，促进了汝州教育的发展。

2006年被批准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的汝州学宫，初建于明洪武年间。明崇祯初迁至州西北部，后原址逐渐荒凉。汝州士人非常痛心，多次要求重修无果。宋名立重视文化教育，士人向他请求重修学宫。书院修复后学宫再次被摆上日程。在解决资金问题上，士人建议将距学宫太远、不便管理的义田变卖，所得资金用于修复学宫和购置新的祀田，并发动属下官员、士绅捐款，修复了部分旧有殿堂，重建圣殿五间，就近购买了几十亩学田，以保证祀奉的灯烛之用。

关注民生民瘼

关注民生民瘼是宋名立在汝州任职期间做得较多的事情。

建常平仓仓廒。常平仓是政府用于调节粮价设置的地方官仓，丰年高于市场价收购，歉年低于市场价发放，一般一个县设一座。宋名立来汝州后查看州县常平仓的情况，发现多个仓廒质次陋简，便下令州县速建新的粮仓，确保这些救命仓的安全，以备灾荒之需。

创建便民仓。汝州明代有汝州卫，在苑洛古道设有多个军屯垦荒，清代汝州卫撤销后这些军屯转为民户仍归汝州直管，其中丁屯、余屯、沈屯、孙屯四里较大，均辖100多村庄，且远离汝州，与叶县、鲁山、宝丰等县交叉，常平仓对其非常不便，遇灾荒年束手无策。为解决这个难题，宋名立决定在远屯设便民仓，由官绅捐资建仓，选择德高望重者管理，丰年收购或富户存放余粮，灾年低价出售或借用，丰年余粮偿还。这一措施得到远屯民众的欢迎。屯民建宋公生祠堂敬之。

临汝镇是汝州的西大门，是宛洛古道上的重镇。镇中曾有义士出资购地建造公馆，是供过往穷人避风借宿的义馆，由于年久失修，后来成为摆设。乾隆三年，几位老者出资重修，并修门面房供其费用，以一劳永逸。宋名立在临汝镇设便民仓时来此相地，决定在馆中建社仓五楹，并将镇北的鳌头里的便民仓合二为一，得到几位老者的赞同。宋名立特撰写《临汝镇修复公馆记》立石对几位老人的善举进行表彰，称“临汝为义乡”。

汝州城有庠生杨升階的妻子，临汝镇孙得云家人等多人先后因惊吓生病，吃药无效。请巫婆看病，说是某鬼附体，须州大老爷出面向城隍告状才能治愈。宋名立知这是惊吓所致，须心理治疗。自己的官威能吓走鬼神，在迷信的人看来，有很好的心理治疗效果。因此只要有人求助，他都会出面配合。或陪患者到城隍庙释压，或让其家人带着自己的证物代表亲临。

“景行维贤，克念作圣。德建名立，形端表正。”研究汝州历代市志，宋名立是最勤政爱民的好官，其德其行其事，无愧其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