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是电视转播，湖南周围的邻近省区偶尔也能在电视中收到，于是纷纷打电话向湖南方面询问，为什么在电视中播放这种“封资修”节目，为什么搞“复旧”，是不是上头有什么新精神？湖南省委又不方便说明真实情况，只好搪塞，说是传统戏曲，古为今用，批判吸收。实际上，这种电视转播也利于党的文艺政策的松动和调整。
后来，已调国务院工作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华国锋，了解到毛泽东观看电视转播节目的情况后，特地从北京调来一部电视转播车，直接向毛泽东的住所六号楼播放节目。这样，既方便了毛泽东的业余文娱生活，也避免了再造成外界影响的问题。毛泽东又看到湖南地方戏传统剧目和熟悉的演员的表演，很高兴，说：“虽观旧剧，如阅新篇。”
毛泽东81岁高龄，不但年老体衰，而且国家政治生活上也有些壮志未酬之事缠绕着他，国事政务他原本事必躬亲，如今也托付给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去处理，这对于一生奋斗不息的毛泽东来说是一种难言难诉的痛苦和折磨。在这样的晚年和苦痛的心境中，毛泽东布置有关专家和工作人员排印注释了许多古代文学作品，供他读，供他听，并准录了一些古诗词的曲子唱片，以取代“文化大革命”中那些歌功颂德的新歌，使毛泽东郁闷的心态得以舒展，疲乏的精神得到安慰。
在故乡长沙长期休养，换了一种政治环境和自然环境，他身心得到清静和休息，心平气和多了，但读、听古代作品的大字本，社会、时事、历史的时常勾动，仍能激起他的感慨。
在长沙休养期间，毛泽东的思维似乎格外清晰，他能够静下心思来想许多问题。比如在四届人大代表的选举问题上，毛泽东亲自提名加上了一批按照当时的政治标准不可能中选的人物。中国一代青年的榜样董加耕，“文革”中遭到冲击，下放到家乡干农活，无人问津。可是毛泽东想起了这位他接见过并同桌吃过饭的、读了几年书，“在农村有这么多文化可办点事”的年轻人。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具体查问了董加耕的下落，补选其为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上京开会，议事参政。
10月14日，毛泽东刚到长沙，就发生江青等策划的“长沙告状”事件。江青从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上看到有关国产“风庆轮”的报道，立刻写下大段批语，向国务院及其所属交通部门提出质问，称：“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确有少数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康生等都表示“完全同意”。他们借题发挥，想通过“风庆轮事件”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国务院领导人。其背景，是四届人大的“组阁”问题。对江青的蓄意挑衅，周恩来、邓小平不予理睬。在江青要求政治局成员传阅的批件上，周恩来、邓小平没有作一个字的表态。这使得江青等十分难堪。
10月15日清晨，毛泽东回到湖南的第三天。按生活惯例，毛泽东一般通宵工作，上午休息。可是一大早，他忽然心动，踱出卧房，径直朝六号楼前的空坪走去。紧跟慢跑上来的秘书问他上哪儿？他脱口说，到橘子洲头看看。
服务员曾彩谋回忆：
毛主席突然要去橘子洲，我们一阵忙，都不知道老人家大清早去橘子洲干什么？一辆拉起浅色窗帘的轿车，悄无声息地驶出九所，驶出省委后门，上了林荫大道迎宾路。轿车缓缓驶向清水塘、小吴门、老火车站、五一广场、湘江，都是他年轻时熟悉的地方。
轿车驶上湘江大桥。服务员告诉毛泽东，湘江大桥只用一年时间就修好了。去年，省委领导曾把湘江大桥的照片拿给毛泽东看，说有多宽多大，毛泽东却说，什么湘江大桥，应该叫湘江小桥才对。今天亲眼看了湘江大桥，他感到够大了。
轿车在橘子洲水陆寺遗址停下来。毛泽东很想下车走走，但是天气很凉，工作人员极力劝阻。他只能拉开窗帘，透过车窗，近观他魂牵梦绕的湘江水、橘子洲，远眺那若隐若现的过去熟悉的地方，河西的岳麓山，河东的第一师范。在橘子洲头已经建起一块高大的诗碑，镌刻着毛泽东手书的《沁园春·长沙》。
81岁高龄的毛泽东，困坐车中，意会当年中流击水，浪遏飞舟，一种若有所失又有所思的神情。许久，他说了一声：“回吧！”
10月16日晚，毛泽东在观看湖南电视台的现场直播文艺节目以后，对省委领导同志说：希望把彩色电视发展起来，让更多的人看到电视。
毛泽东在长沙，多次圈定观看湖南电视台转播文艺节目。
时任省委文教书记的李振军回忆说，毛主席在湖南时，如听说某某老革命家去世，就点名要看电视转播的戏曲《哭碑林》，表达对老战友的哀思。湖南的电视转播工作，受到毛泽东的表扬，并说，湖南也可以搞个电视台嘛。省委一鼓作气，把湖南电视台和潇湘电影制片厂搞起来，把湘潭大学也恢复了，省委派我兼校长。
10月17日晚，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利用所谓“风庆轮事件”，刁难主持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邓小平。江青在会上指责进口船只是“崇洋媚外”，要批“洋奴哲学”，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总理，并逼邓小平当场表态。邓小平认为应该调查清楚，严正地抵制了江青。江青等人胡搅蛮缠，政治局会议无法进行。邓小平拂袖而去。张春桥煽动说，邓小平又跳出来了！这件事就发生在毛泽东提议邓小平担任第一副总理后十多天，格外引人注目。
当晚，江青召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在钓鱼台17号楼密谋。因为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偕夫人将于翌日抵京访问中国，邓小平副总理将陪同他们飞往长沙拜会毛泽东。江青等人意识到这是一个关键而急迫的时刻，如果能赶到邓小平之前向毛泽东提供不利于周恩来、邓小平的材料，先入为主，迫使毛泽东改变10月4日的电话意见，就可能阻挠周恩来、邓小平出任国务院总理、第一副总理。于是，江青等人商定派王洪文赶往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趁机告状。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