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群、李作鹏在中南组，吴法宪在西南组，邱会作在西北组，开始收回有他们发言的记录稿，已经写成的简报稿子也不让送了。叶群私自跑到简报组，撕毁了她在中南组发言的记录。邱会作也要回记录，剪去了他发言的那部分内容。迟上庐山的黄永胜，见“形势”不妙，也销毁了他事先准备的发言稿。这些情况由各小组反映上来后，汪东兴报告了毛泽东、周恩来。毛泽东笑着说：“何必当初呢！当初那么积极，那么勇敢，争着发言。今天又何必着急往回收呢！”

汪东兴认识到自己犯错误了，考虑写检查报告。周恩来也提出这个问题，他说，你争取第一个检查吧。

26日至30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不分昼夜地找人谈话或开小会，进一步了解情况。毛泽东还亲自找林彪谈话，批评他事前不商量，违背会议议程的做法。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对林彪说：“我劝你也别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就去当。”

在这期间，毛泽东每天工作达十二三个小时，有时到凌晨两三点钟才返回住所。

张耀祠回忆：“夜间，庐山就像罩着蚊帐，浓雾滚滚，伸手难见五指，能见度很低，看不见路。主席要我多找几个马灯做路灯。可有马灯还是看不见路，只好找两个干部手提着马灯，在车头两侧行进，车速不能开快，只能徐徐前进。”

陈长江回忆：这几天，毛主席操心党内这场斗争，他睡不着觉，吃不好饭，常以出来散步恢复精神，在大门里值班的我，也常在这个时候陪毛主席走一走。

有一次，毛主席边走边对我说：“有好几年不写文章了，现在不写不行了，要写文章反击。”还听到毛主席自言自语地说“……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当时，不知主席讲的是什么意思，更不知道讲的是谁，当然也不能去问。但毛主席的习惯我是知道的，写文章他总是喜欢自己动手，从来不靠别人。未写成之前，总有个酝酿的过程，此间如果与你相遇了，可能与你说起文章中的某些观点和某些词句，甚至还想听一听你的反映，尽管你可能对这样的问题一无所知。

这一次，毛主席也是这样，他边走边说，念叨着一些我不懂的话，说明一篇新作的构思尚未完成，因而连散步也缺乏兴致了。他这次出来散步，前后也不过十来分钟，就回到他的办公室去了。

毛主席办公室的灯一直亮着，直到很晚很晚的时候。根据汪东兴的意见和庐山的实际情况、地理环境，我们设想了可能发生问题的几种情况，搞了相应的应付突然情况的方案，其中也有对付最严重情况的准备，组织干部战士演练。

这次庐山会议斗争很激烈。林彪一伙尽管机关算尽，可是在会上并没有得到什么。而是在200多位中央委员的面前，露出了马脚，引起了人们的警觉。毛主席也显得坦然多了，有时下午还抽空到庐山水库去游泳，这大概是毛主席在那一段时间里最好的休息了。

那一段时间，毛主席差不多每天中午都到水库边新建的那幢房子里去办公、开会或找人谈话。因工作太多，常常干到凌晨两三点钟才回住处。

庐山这个地方，晚间不是大风，就是大雨，要不就是大雾。那雾，又密又浓，真是大雾迷漫，云海茫茫，上看不见星斗，下看不见脚面。庐山的路面很窄，车子稍微开偏了就有掉下深谷的危险。毛主席深夜回住处，乘坐汽车走这段路，并不比牛车快多少，驾车的司机也总是提心吊胆，小心翼翼。即使把最大的灯都打开，仍然看不了多远，司机感到很不好办，只好硬着头皮冒着风险往前开。

做警卫工作，不仅要防止敌特的阴谋破坏，还要防止包括车祸在内的各种事故带来的危害。为了确保行车安全，我们就想了个土办法：就是用煤油灯为汽车引路。我们的做法是从管理部门借了一盏普通的防风煤油灯，每逢雨、雾夜行车时，我就穿一件雨衣走在汽车前，手提一盏油灯在前引路。

浓浓的夜雾中的煤油灯，发出红红的光亮。红光，有较强的穿透能力，在十几米之外就能看得清楚，尽管在夜雾之中。司机看着红灯开车，既可照路，又使人随时警觉。

这样行车，当然谈不上什么快速了。这样慢的速度在山路上行车，后顾之忧就显得突出了。我便派出三个人编为一个小组，跟在车后，以防不测。在汽车里的毛主席看到这情景，笑着说：“这办法不错，提着红灯引路；我们这也是‘红灯记’嘛。”

在车上的几位听见了，无不哈哈地笑起来。那个时候，京剧《红灯记》风靡全国，无人不晓。

这五天里，全会各小组一直休会。大家分头看文件、修改宪法，还安排了游庐山、看电影和看戏。

8月26日至27日，周恩来、康生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话，要吴法宪作检讨。吴法宪很紧张，于8月28日晚上偷偷报告了林彪。林彪不仅没让吴法宪收敛，反而鼓动说：“你没有错，不要作检讨。”叶群还几次打电话安抚吴法宪说：“你犯错误不要紧张，还有林彪、黄永胜在嘛!只要不牵涉到他们二人就好办，‘大锅里有饭，小锅里好办’。”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