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日上午，党和国家领导人照例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群众游行队伍。晚上还举行了焰火晚会。但空军的直升机预先停放在天安门与午门之间，以备情况紧急时毛泽东等主要领导人可以迅速抵达预定的指挥位置。情报部门和所有远程雷达不间断地进行侦察探测。天安门城楼安置了电台，与情报部门保持着不间断的联系。

国庆节刚过，林彪受毛泽东委托，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分析中苏关系的发展趋势，研究防备苏联发动突然袭击的措施。会上，林彪传达了毛泽东不久前的讲话：“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就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总理在会上提出了落实的意见。

根据两国总理达成的原则协议，两国政府随后商定，从10月20日起，在北京举行边界谈判。中方估计，这次谈判可能对缓和紧张局势达成某些协议，也可能是发动大规模突然袭击的烟幕。

毛泽东明确指示，在北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必须于谈判开始前紧急疏散。

1969年10月14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政治局在京成员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驻京部队机关指战员。接见之后，毛泽东即乘火车南下武汉。出发之前，毛泽东对前来送行的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等人说：“我先走一步。你们转告林彪同志，他也要尽快离开北京。恩来，你也早点离开中南海，出城进山。我到了武昌就给你打电话。”

15日，毛泽东到达武昌。

住在武昌东湖宾馆的毛泽东，每天仍是阅读书报、审批文件和思考问题。与上次有所不同的是，他很少出去散步，也没有会见任何客人———这通常是他在考虑重要问题或准备作出重要决策前的一种习惯。

16日，林彪前往苏州。

17日晚，周恩来与在京政治局成员分批会见一些老同志，向他们宣布毛泽东和党中央关于战备疏散的决定。周总理说，主席根据当前形势，决定一些老同志在20号或稍后从北京疏散到外地。主席指定了每个人的去处。各地安置工作，均由我打电话安排，中央办公厅负责准备专机或专列。他一再嘱咐这些老同志一定要带夫人去。告诉他们，原北京的住处均保留不动。疏散工作很快落实。

18日（星期六），刚到苏州的林彪向在北京的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黄永胜，发出一个“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各级要加强首长值班，及时掌握情况。”这个指示，由军委办事组以“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名义正式下达。当晚，这个“号令”迅速用电话传达到各作战部队，全军立刻进入紧急临战状态，引起极大震动。林彪的这个“紧急指示”，是一个极不寻常的举动。尽管它是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当时国际形势的估计，特别是针对苏联军队有可能入侵这种估计作出的。但对这样一件牵动全局的大事，林彪竟事先没有报军委主席毛泽东批准，自行作出这样的紧急指示，并立即向全军各大单位下达，采取行动。命令下达的第二天，林彪才用“电话记录”（急件传阅）的方式报告毛泽东。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不曾发生过的事情。

10月19日，毛泽东收到了林彪关于加强战备的指示。即所谓的“第一个号令”。

陪同毛泽东来武汉的汪东兴后来回忆：“我拿此急件送到主席住处，给主席看。毛主席看后，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对我说：‘烧掉。’我以为主席是让我拿去烧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主席自己拿起火柴一划，把传阅件点着，给烧了。接着，他又拿起传阅件的信封要烧。

我赶紧对主席说：‘主席，不能烧，你都烧了，以后查问起来，我无法交代。留下这个信封。上面还有传阅件的编号，你不要烧了。’主席听我这样说，这才作罢。”

“当天晚上，周总理打电话问我：‘主席看过林彪的紧急电话通知没有，’我对周总理说：‘我送去给主席看了，主席看后给烧了。’周总理惊诧地说：‘烧了？’我回答：‘主席看后不高兴，自己就烧了。我劝了以后才留下传阅件的信封。’周总理听到这里没有说话。”（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