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公巷新发现的多件铜器坑（央视截图）
荡箍修内司出土
张公巷考古现场
老虎洞窑遗址器物——纸槌瓶
其七，汝州为宫廷造青窑器的时长和分期。叶寘在论述命汝州造青窑器时虽没有说清“命造”起始时间，但较为准确地论述了官窑设置的时间。那么官窑设置时间是否是汝窑停烧的时间呢？当然也有不同的见解。
本人猜想，命汝州造青瓷的时间应分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为“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售”阶段，源自周辉《清波杂志》第五章。或叫“官搭民窑”阶段，或称专为宫廷烧造的“贡窑”阶段。这一阶段较长，应为仁宗、英宗和神宗三朝，仁宗节俭是宋代皇帝中出名的，“宫中拣退”高价出售符合这位“小气”皇帝的作风。英宗在位时间不长，还不具备改“祖法”的条件。神宗则一生追求变法求强，几乎把自己“变”成了“孤家寡人”，根本没有心思改变这些生活中的小事。
后期为“汝州新窑器”对应的“汝州旧窑器”的时期，也就是不少学者所说的“汝官窑”或“官汝窑”阶段，这个阶段的汝瓷代表文博界所称的宋瓷的巅峰期，具体时间应为哲宗在位的15年和徽宗继位初期的5年。神宗死后，年仅9岁的哲宗继位，由祖母太皇太后高滔滔垂帘听政，起用司马光为宰相，“以复祖宗法度为先务，尽行仁宗之政”，尽量与民生息。高太后主政后，因反对变法被调地方任职的大批文人比如苏轼兄弟调中央任职。她治下的九年，史称“元祐之治”，被认为是宋朝天下最太平、百姓最安乐的时代，堪比汉朝的“文景之治”和唐朝的“贞观之治”。
社会安宁必促进文化繁荣，文化繁荣必提升人们对生活特别是精神生活的标准，当然包括宫廷用器的质量标准。提高宫廷用器的质量和标准，必会让更多的国家顶尖的专家学者参与器物的研究、设计和制作，把某一特别的釉色指定为宫廷特用色而禁止民间使用也在情理之中。宫廷垄断的汝窑器在形状、尺寸、用料、工艺等方面会逐渐形成特别的标准，从而成为价值超过金银的“名器”，“名器”定形和量产后，宫廷会将原有的器物换掉，以昭显皇家的尊贵。
冯小琦《汝瓷精品赏析》称：仅在北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至徽宗崇宁五年（1106）约20年间烧造瓷器，产品少而精。
这个时期生产的汝瓷，应有汝州地方政府派官员管理，或选择安全的地方比如州衙附近“自置”窑场，从汝州各个窑口调集最优秀的工匠生产，也或是将汝州最优秀的窑口购买后整体搬迁到安全的地方成为官办窑场。宫廷选派的各类顶尖专家接受地方窑务官的管理。人们称这个窑场为汝官窑也是有道理的。
苏辙于哲宗亲政后的绍圣元年四月被贬至汝州任职。苏辙在汝州任职不到三个月，又以“盗窃名器”等罪名再贬到条件差的袁州任职。显然这里的名器应为朝廷垄断后的汝官窑制品，不可以买到。如果是“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售”，苏辙完全可以从拣退中选较好的购买，而不必冒那么大风险去“盗”。苏辙汝州任职的时间正好是专家分析的汝窑器生产的“精品”期内。
其八，汝州为宫廷烧制的青瓷工艺整体有大的提升。宫中用器，有与民间使用的通用器，比如碗、盘、洗等，有特殊用器，比如祭天祭地用的礼器。特殊用器有严格的尽寸，可能藏着一些天数，属“天机不可露”的。不管通用器，还是特殊用器，宫廷使用与民间是有别的。所以命汝州烧造的青窑器，不是汝州的工匠独立所能够完成的。一般认为，宫廷用器，要经过几个程序：一是中央礼制局、太常寺组织国家顶尖设计师按要求设计图样报批。二是将批准的官样绘制成图或制成样品，标明各部分的尺寸，送交窑场技工按样制作试烧。三是窑场将试制的成品交设计者审定。四是审定通过后开始定量生产。所以命汝州造青窑器后，汝瓷工艺整体得到了提升，因为汝瓷融入了礼制局、太常寺的设计理念，突显出了宋代高层统治者的审美趋向，体现出了宋瓷更高层次的文化内涵。
其九，宋徽宗创立了官窑的时间。徽宗设置官窑没有准确的时间记录，民间只能根据出现的实物加以猜测。私以为官窑设置应经历从秘密到公开的时段。《坦斋笔衡》称为“政和间”（顾文存称为“宣政间”）。这里政和间的“间”指一定的时间内，应为政和前后这个时间段的概数，包括政和前的大观和政和后的重和、宣和。
叶寘所述的时间概数，也有不少资料印证：《大维德所藏中国陶瓷图录》收有“大观元年岁次丁亥三月望日将作少监监设汝州瓷窑务萧服视合青泑初试火照”。
其十，宣政间京师自置的官窑在哪里？显然，这里的“京师”指朝廷，指徽宗，不应指京城，因为只有人或官方机关的领导者才能自己置窑。徽宗于何地自置官窑，可以于修内司，可以于国都汴京，也可以于汝州，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从上下文的逻辑关系和古文中承前省略，京师自置的官窑不在汴京，也不在修内司，而在汝州。根据“遂命汝州造青窑器”和“京师自置窑烧造”前后逻辑关系，显然后者省略了造瓷的地点是汝州和瓷的性质青窑器。如果原文是：“政和间，于京师置窑烧造，名曰官窑。”有这个“于”字则指京城就无疑问了。如果在修内司设窑，后文“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就应省略“置窑于修内司”一句，或将“置窑于修内司”移至前文：“政和间，置窑于修内司烧造，名曰官窑。”要知道古人行文是惜字如金的。
如果在京城，就无法“袭故京遗制”。靖康之难，徽钦二帝被宗、翰宗望的军队困扣，京城一切全归金兵所有，军马粮草，金银财宝，皇后公主后妃宫娥任由金人取用，士族官民任由金人役使。典籍档案、政府文件、礼乐器具任由金人取拿。画院不存在了，官窑停烧了，窑务机构也解散了。文人画家、工匠技师各色人才为金人重点掳抢的对象，他们和宫中的汝瓷官瓷各种珍玩及宫中之物作为战利品与二帝一起押运五国城。
而官窑在汝州，则就不一样了。《宋史·列传第六·宗室四》：子栎，燕懿王后五世孙。登元祐六年进士第。靖康中，为汝州太守。金人再渝盟，破荆湖诸州，独子栎能保境土。李纲言于朝，迁宝文阁直学士，寻提举。
《宋史·列传第九十六·范镇从子百禄从孙祖禹》：子祖述，监颍州酒税，摄狱掾，阅具狱，活两死囚，州人以为神。知巩县，凿南山导水入洛，县无水患，文彦博称其能。以父堕党籍，监中岳庙。久之，通判泾州。知台州，奏罢黄甘、葛蕈之贡。主管西京御史台。靖康多难，避地至汝州。汝守赵子栎邀与共守，于是旁郡尽陷，汝独全。
《宋史》的两个传记，均说明靖康时期，守卫汝州的是太祖六世孙赵子栎，他任用逃难的退役将军范祖述为军事参谋，保卫汝州的安全，在旁郡尽陷的情况下，保证了汝州没有被金兵攻破。这样就保证了汝州官窑设施和技术人员的安全，为中兴东度，袭故京旧制提供了条件。
十一，徽宗为什么置官窑烧青器。
设置京师官窑的“政和间”这个时间点，对于我们探究徽宗为什么要在京师设窑烧造青窑器，是很重要的。
徽宗为什么置官窑烧青器，目前有两说。一是以朱文立先生为代表的“崇宁党禁”说。公元1102年，徽宗在继位后的第二年改年号为崇宁，意为“追崇熙宁之道，复行新政”。崇宁时期对元祐党人进行打击，将元祐时期参与政治的文武官员司马光、苏轼等309人扣上“元祐奸党”的帽子，重者关押，轻者贬放远地，非经特许，不得内徙。赵佶亲书“元祐党籍碑”树于德殿门外，上刻309位党人恶名，昭示全国。贪官蔡京为独专朝政，勾结宦官将“崇宁党禁”进一步扩大化。崇宁二年蔡京亲自书写元祐党碑，勒令诸州州据以刊刻。元祐党禁在各地官员推波助澜下进一步扩大，连前朝官用的汝器也废弃不用。后由于打击元祐党人扩大引起民怨，加上宫廷连续出现火灾，徽宗认为是上天对他打击元祐党人的惩罚，崇宁五年下诏赦天下除党人一切之禁，立于各州县的党人碑石也无一保留。随之下令恢复汝州青瓷的生产，但由于元祐党禁扩大化，汝窑工匠受到牵连，或死或逃，汝州官窑场拿不出可人的产品，徽宗只好下令自置窑烧造。二是以日本伊藤郁太郎为代表的“超越说”。在艺术上追求绝美的宋徽宗不满汝瓷艺术品位，尝试动用国家力量对汝瓷进行一次革命性的超越。伊藤先生称其是宋徽宗的“伟大尝试”。
徽宗自置官窑原因，不妨从礼仪制度来思考。有宋一代，朝廷对礼仪制度十分重视，到了徽宗一朝，于大观元年设仪礼局，对前朝所用的各种礼仪进行全面检讨和修订，编成《大观新编礼书》236卷，政和二年设礼制局予以实施。政和三年正式颁行《政和五礼新仪》226卷。
徽宗在编制《大观新编礼书》的同时，还编纂了《宣和博古图》，由徽宗敕撰，王黼编纂，共三十卷。该书著录了皇室在宣和殿收藏的自商代至唐代的青铜器839件，集中了宋代所藏青铜器的精华。分为鼎、尊、罍、彝、舟、卣、瓶、壶、爵、觯、敦、簋、簠、鬲、鍑及盘、匜、钟磬錞于、杂器、镜鉴等，凡二十类。各种器物均按时代编排。
政和五礼新仪的实施，对大量祭祀礼器从形制和质料上重新改制。徽宗准仪礼局奏，将“器以陶匏”从冬至祭昊天上帝和夏至祭皇地祇扩展到正月祀感生帝和孟冬祀神州地祇全部郊祀。这一制度显然是政和五礼新仪贯彻后的落实。
朝廷自设窑烧造祭器，还有一层重要含义，就如不是苏扬各州不能造作金铜丝织器物，而必要朝廷文思院专作，也不是汝邓唐耀各窑不能烧制青窑器，而必以朝廷自置窑烧造，这里刻意体现的是“凡营居室必先建宗庙，凡造养器必先修祭器”的祭祀为先观念。政和五礼新仪编制和实施背景，极其符合徽宗的理念行事风格。
有专家说，北宋官窑生产严格按照宋徽宗诏敕编纂的《宣和博古图》为造型蓝本，以仿三代青铜器和古玉器为主，依“名古器”为造型依据，使产品件件有典、禀赋深义，成为当年宋徽宗“新成礼器”的一部分。这种仿古复古的艺术追求，其实就是为了“尚其象”以“格神明”。
十二，汝州城内张公巷一带发现的窑址窑是徽宗“自置”的官窑场吗？
张公巷是2000年发现的古代窑址，西北距宋代州衙约800米，至2004年，河南省考古院进行了多次挖探，2004年被省人民政府批准为准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4年5月召开的汝州张公巷窑址考古新发现专家研讨会上，多数中外陶瓷学者认为该窑址就是寻觅已久的官窑，200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七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是否是官窑，学术界仍有争论。为了探究历史真相，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2016年汝州将张公巷附近的居民进行了搬迁，初步划定了近3万平方米的保护范围，2017年和2018年进行了两年的边保护边挖探的考古，目前考古工作还在进行中。相信考古发现终会还原历史的真相。但种种发现表明，这里就是京师自置的官窑。一则这里距州衙很近，符合官窑便于官府监管和安全的要求。二则这里出土的匣钵多施釉，符合皇家对器物烧造标准高的要求。三则发现的宋代古井，砖券非常精致。四则发现了堆在一起的60多件青铜器，多为汝瓷仿制的器皿，等等。当然，这个谜有待考古结束后专家们来解。
十三，命汝州造青器的汝窑和京师自置的官窑烧造的器物均为汝州青瓷，是一个系列。“遂命汝州造青窑器”对“汝官窑”的釉色介绍的非常清楚，但对京师自置的官窑瓷的釉色没有直接说明，而让一些专家对官窑的居地和张公巷窑的性质提出质疑，也溢生出与汝器釉色相去很远的所谓官窑瓷。其实，叶寘对官窑的釉色是有描述的，只是放在了后中的“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中。不去学习叶寘的全文，只是选取部分对自己有利的一句话就否定官窑的真实窑址，是不负责的表现。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二：“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以定器有芒也。”笔者理解这里的“汝器”是广义的，是汝州地域所有窑口生产的青瓷，包括民用瓷、贡窑（汝官）瓷和官窑瓷。官窑是汝州众多生产青瓷的窑口的其中一个，只是窑主的身份不同而已。
十四，京师自置的“官”窑有三处窑址。徽宗朝的自置窑，南宋的内窑和新窑。“中兴东渡”后不管是初设的修内司内窑，还是“后郊坛下别立新窑”，均是“袭故京遗制”，按“澄泥为范”的标准制造青瓷。也就是说掌握核心技术的窑工是原来的或原师培养的，制程也是原来的标准。所以后世称的“柴汝官哥定”五大名窑的“官”窑应包括南宋的“内窑”和“新窑”。
十五，官窑与内窑是一脉相承的，新窑与旧窑虽然有相承关系，但相比“大不侔矣”。
内窑又称修内司官窑，是南宋宫廷“袭故京遗制”（顾文荐：“袭徽宗遗制”）在修内司建造的。因袭用遗制中的“澄泥为范”等技术，所以“极其精致，釉色莹彻”。内窑位于杭州市凤凰山北麓万松岭附近老虎洞，南距南宋皇城北城墙不足百米，1996年发现，1998年和1999年，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实际发掘面积约2300平方米，揭露了该窑址的全部文化层。内窑也称老虎洞官窑，200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06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新窑”在杭州市南郊乌龟山一带，郊坛为宋代祭祀在皇城南郊所筑的土坛，今杭州市乌龟山顶仍有郊坛遗址。《咸淳临安志》载有“青窑器在雄武营山上、圆坛左右”的内容，说明南宋末期第六代皇帝度宗咸淳时，仍在烧制青瓷。20世纪初，发现了郊坛下官窑遗址。该窑址三面环山，距皇城两公里，西面紧邻八卦田。1956年对窑址南部进行了首次发掘，1985～1986年，南宋临安城考古队又对窑址进行了全面的考古发掘，发现大量实物资料。1990年中国第一座在古窑址基础上建立的陶瓷专题博物馆———南宋官窑博物馆落成。2006年与“老虎洞官窑址”合并公布为全国第六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老虎洞窑址的发现和出土的精致器物，特别是带有“修内司官窑置庚子年”铭文的“荡箍”，证明叶寘《陶器》论述的正确性，也打消了部分专家学者对京师自置窑存在的质疑。
“张公巷窑就是北宋官窑”这一结论于郑州会议作出后，2004年5月27日下午，南宋官窑博物馆馆长、研究员张振常一行6人在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张公巷窑址考古发掘队队长郭木森带领下来到汝州，参观了张公巷窑发掘现场，详细观看了出土的瓷片标本。张振常还拿出南宋郊台下官窑瓷片标本、老虎洞官窑瓷片标本及北宋越窑瓷片标本与张公巷窑出土瓷片标本对比，发现北宋越窑瓷片标本釉色青中闪黄、器型厚重；南宋郊台下官窑瓷片标本呈茶沫釉，做工较粗糙，器形底部支钉较大；老虎洞官窑瓷片标本釉色天青、胎釉较厚，胎质较疏松并呈偏黑色，做工相对来说较为考究；而张公巷窑出土瓷片标本90%以上属于天青釉，胎薄而釉更薄，造型奇特，这是南宋官窑所不及的。经过仔细观察比较，一致认为，南宋老虎洞官窑瓷片标本同宝丰清凉寺御用汝窑瓷片标本同出一辙，汝州市张公巷窑出土的瓷片标本综合质地较之更精细。这就印证了一个宋代官瓷发展链条：汝窑（宝丰清凉寺）———北宋官窑（张公巷）———南宋官窑（郊台下、老虎洞）。
十六，南宋时期江南的青瓷烧造逐渐没落。官窑南迁之初，借中兴之势，官窑
一度“极其精制，油色莹彻，为世所珍”。再迁新窑时，已“比旧窑大不侔矣”。其他如乌泥窑、余杭窑、续窑质量更差，“皆非官窑比”。传说中的越窑秘色瓷根本见不到了。
十七，叶寘没有详细介绍非宫廷用瓷的窑口，说明本文论述的重点是官窑。在命汝州造青窑器的原因部分，仅将汝窑同期产青瓷的州进行列举和对比后确认汝窑为魁，为唐州、登州、耀州和河北诸州研究宋瓷的窑口留下遗憾。在介绍“中兴渡江”所设的“旧窑”“新窑”时，同样列举了南方的几个非官窑窑口的名称后以“皆非官窑比”一笔带过，后人关注的五大名窑之一的哥窑则一字没提，让人们对“乌泥窑”“余杭窑”“续窑”进行了诸多猜想，试图找到与哥窑的关系。
考古发现证明，叶寘《陶器》和顾文荐《窑器》，均为宋人记述宋代宫廷用瓷的权威“论著”，是研究宋代陶瓷发展脉络不可或缺的文献资料，是宋代人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我们在研究宋瓷时对这些资料所列举的史实，可以提出疑问，但不要去否认其真实性，要站在宋代历史大背景和全文的大语景中去系统地研究和寻找发现，且不可断章取义。
毕竟，宋人记录的宋瓷最接近宋代的历史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