汝州是中华陶瓷的发祥地和传承地，是书写中华陶瓷巅峰史的热土；汝瓷是汝河儿女辛劳和智慧相融的伟大创造，是汝州无数先贤打造的文化高地上的桅杆；汝州山水宜居绿城和汝瓷文化名城战略的规划和实施，是赓续与华夏文明相伴5000多年的中华瓷脉，是让汝水流淌的乡愁成为汝州明天发展的自信。
汝瓷的肤色是什么？柴窑与汝窑是同根同祖吗？汝窑何时为魁？北宋宫廷为什么命汝州造青窑器？徽宗自置的官窑在汝州吗？张公巷窑址是京师自置的官窑吗？南宋修内司官窑是汝州的工匠参与建造的吗？
本报分两期刊发汝文化研究会会长尚自昌撰写的《试解南宋叶寘〈坦斋笔衡〉之“陶器”》一文，希望能从宋代人留下的关于汝瓷的珍贵文献中，找到贴近历史真实的有利汝州青瓷文化发展的答案，增强汝州陶瓷人的自信，增益汝瓷文化名城。
叶寘《窑器》原文
顾文荐《窑器》原文
《南窑笔记》中的《柴窑》
宋代把中国陶瓷的发展推向了全新的高度，升华出柴、汝、官、哥、定、钧等名窑和众多青瓷窑区。宋瓷和宋词成为宋人对世界文化的两大重要贡献载入史册。
研究宋瓷，探究宋瓷发展的脉络，叶寘《坦斋笔衡》之“陶器”、顾文荐《负暄杂录》之“窑器”是非常重要的文献资料。两则文献分别出自元末明初文学家、史学家陶宗仪编纂的笔记类丛书《南村辍耕录》和《说郛》卷十八。叶寘和顾文荐均为南宋人，所遗资料为当代人记当代事的文献，因此被现代宋瓷研究者称为最具权威的史料。在所见的有关宋瓷论文中常引用的“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就出自这两本书。由于断句、认知的不同或研究需要等原因，产生诸多各取所需的解释。
两书所述内容大同小异，是否是陶元仪在编辑丛书时误收或顾文荐、叶寘相互转抄时增加了自己的认知有不同看法，这里不作评论。本文仅以《南村辍耕录》所引用叶寘的《坦斋笔衡》
的版本来试解读，并把顾文荐的《负暄杂录》原文截图附上以对照和参考。
叶寘其人
《宋人传记数据索引》叶寘小传：叶寘，字子真，号坦斋，池州青阳人，隐居九华山，以著书自娱。宋末监司论荐，补迪功郎、本州签判。李春风先生《不知叶寘，何论“本朝”》考证，叶寘约生于宋光宗绍熙（1190－1194）末至宋宁宗庆元（1195－1200）年间，宋理宗嘉定十二年（1219），南宋国子监太学、宗学、武学“三学”学生发动了抗金反义和的学生运动，29岁的叶寘撰写《三学义举颂》给予支持。朝廷答应了学生的要求，但处理结果令人失望。叶寘便隐居九华山，以著书自娱，至宋度宗咸淳三年（1267），70岁高龄的叶寘才由“监司论荐，补迪功郎、本州签判。”该文还引用了南阳一学者的考证：叶寘曾高祖乃北宋京西北路汝州叶县人。宋时南渡，高祖徙卜婺州东阳郡（浙江金华）。又徙池州青阳，其祖辈从事制瓷业。
诚如南阳学者所考，叶寘祖籍叶县，祖上又从事制瓷业，唐宋时期属汝州的叶县应与汝瓷有一定的关系，或许南迁之后家族中仍然有从事制瓷业的行当。叶寘对“陶器”的记录对研究宋瓷就更有权威性了。
叶寘《垣斋笔衡》之“陶器”原文
宋叶寘《垣斋笔衡》云：陶器，自舜时便有，三代迄于秦汉，所谓甓器是也。今土中得者，其质浑厚，不务色泽。末俗尚靡，不贵金玉而贵铜磁，遂有秘色窑器。世言钱氏有国日，越州烧进，不得臣庶用，故云“秘色”。陆龟蒙诗：“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如向中霄盛沆瀣，共稽中散斗遗否。”乃知唐世已有，非始于钱氏。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麄厚。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制，油色莹彻，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余如乌泥窑、余杭窑、续窑，皆非官窑比。若谓旧越窑，不复见矣。
从文中看出，作者全盘引用南宋叶寘的原文，没有加自己的任何观点。
叶寘《垣斋笔衡》之“陶器”试译
古人行文惜字如金，多省字略词，阅读时需前后查照，把省略去的字词在文中完善其意。本人试按此法将原文翻译如下。
宋代叶寘在《垣斋笔衡》中写道：陶器，从舜时期已经有了，三代（夏、商、周）至秦、汉时期，人们把陶器叫做甓器。现在出土的古陶器，胎厚釉糙，不注重器面的艳色和光泽。五代的时候社会风俗崇尚侈华，不以金器玉器为贵，反而去追求铜器、瓷器为时尚，于是就产生了秘色瓷器。相传钱镠为吴越国王时，越州窑厂烧制用来进贡的瓷器，一般臣子和百姓不得使用，所以称作秘色。唐代诗人陆龟蒙作诗赞道：“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如向中霄盛沆瀣，共稽中散斗遗否。”从这首诗可以看出，秘色瓷唐代已经有，并非创始于钱氏。
本朝，因（宫中使用的）定窑白色瓷器有芒口，不方便使用，就命令汝州制造青色瓷器。因为当时河北（定州、邢州、磁州），（河南汝州）唐州、邓州，（河西）耀州等地均生产青瓷，汝州窑烧造的青瓷器最好。江南处州的龙泉窑也烧造青瓷，但是瓷质比较粗厚，（无法与北方的窑器相比）。政和年间，朝廷决定自己建造窑场烧造青瓷，称其为官窑。
中兴（偏安讳称）渡江，（在临安建都）邵成章管理后苑事务，称为邵局。邵成章就参照过去（官窑的管理和制作）办法，在修内司建立窑厂烧造青瓷器，（这个时候的窑厂）叫做内窑。（内窑瓷器）使用的胎土和釉土经过多次澄洗，（器形）极其精制，油（釉）色莹澈，被世人视为珍宝。后来在郊坛下另建立新窑，（烧造出来的瓷器）与旧（内）窑相比大不同了。其他如乌泥窑、余杭窑、续窑，均不能和官家的窑厂相比。以前所说的越窑秘色瓷器，已看不见了。
叶寘《垣斋笔衡》之“陶器”试解
《陶器》不足300字，第一段开始至“非始于钱氏”，简述陶瓷的起源、发展到唐和五代秘色瓷的出现，而秘色瓷为民间禁用瓷，较为详细给予论述。第二段“本朝”至“名曰官窑”，详细讲述了宫廷“弃定用汝”的原因，北宋时期青瓷在北方普遍烧造的盛况，宫廷对青瓷的青睐而命汝州造青瓷贡品，徽宗继位后自置窑烧造青瓷器，便有了官窑的名讳。之后为第三段，详细叙述了宋政府南迁先后在修内司和郊坛下设置官窑的过程，感叹南宋陶瓷发展的退步和没落。
《陶器》按时间顺序展开论述，有很强的逻辑性。为后人研究中国陶瓷的发展特别是宋瓷的辉煌提供了诸多信息。
其一，宋代相传的“秘色窑器”始于唐代。
文中的第一段简述了五代之前窑器的发展，重点提及五代吴越国窑器的进步，且考越州窑于唐代已有，并引唐代诗人陆龟蒙《秘色越器》诗作证。同时指出“秘色窑器”的含义是因其“不得臣庶用，故云秘色”，而非釉色所指。
由于越窑秘器“不得臣庶用”增加了神秘感，其釉色让官民间多有猜测和争议。而越窑秘器产于五代时期的越国是被广泛认可的。宋人周辉《清波杂志》、赵令畤《侯鲭录》、曾慥《高斋漫录》三书中均有“今之秘色瓷器，世言钱氏有国越州烧进，为供奉之物，臣庶不得用，故云‘秘色’”。均没有说明秘器唐代就已经有了。周、赵、曾三氏均为宋“中兴渡江”后影响较大的人物，代表宋代学术对“秘色”的定论，沿袭近千年，颇为谈瓷者当成“经典”引用。1982年出版的《中国陶瓷史》，因受宋人论说影响，对秘瓷的烧造年代指出：“越窑瓷器在五代时被称为‘秘色瓷’。”
1987年法门寺塔基秘瓷的面世，解开了关于秘瓷烧造年代的历史之谜。但随之又引发秘色瓷产地之争，其中耀州说占有很大市场，至1995年上海越窑秘色瓷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才把法门寺秘色瓷纳入了浙江越窑的轨道，对陆龟蒙的《秘色越器诗》点明秘色瓷的烧造年代也给予了肯定：“秘色瓷的绝对烧造上限至晚应是唐咸通十三年亦即公元872年”（《法门寺秘色瓷发现的重要意义》）。
千年后的今天，现代科技和考古发现证明，叶寘在当时“不识时务”的观点是正确的，是中国宋代真正的陶瓷大家。
其二，叶寘在《陶器》中为什么没有提到柴瓷。
唐代秘色瓷、五代柴瓷、宋代汝瓷是中国青瓷的优秀代表，是中国青瓷史上绕不开的节点。“雨过天晴云破处，者般颜色作将来”的柴瓷，上承“千峰翠色”的越窑秘色，下启“汝窑为魁”的天青，为宋瓷峰巅的基石。作为“陶器专家”的叶寘不可能不知道柴瓷，也不能不读《归田集》。显然作者在回避“陈桥兵变”这个在当时的敏感话题。
关于柴窑瓷的产地，清《南窑笔记》记得非常清楚：“柴窑,周武德年间，宝库火，玻璃、玛瑙诸金石，烧结一处，因令作釉。其釉色：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响如磬，其妙四如。造于汝州，瓷值千金。”明代的曹昭在《格古要论》有“汝窑器，出北地，宋时烧者。”和“柴窑，出北地，世传柴世宗时烧者，故谓之柴窑。”乾隆《咏汝窑瓷枕》：“汝州建青窑，珍学柴周式。柴已不可得，汝尚逢一二。”说明柴窑瓷和汝窑瓷是同根同祖同产地。
其三，有国之初为什么用“不堪用”的定窑白
瓷。“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这句话，没有说清是前朝宫廷用的是白瓷，本朝才改为青瓷，还是本朝初宫廷用的是定窑白瓷，在用的过程发现白瓷“有芒”，就决定改用没有“芒”的青瓷。显然这里不应该是前朝，因为前朝用的是柴窑青瓷，只能是有国之初。叶寘在这里没把其说清楚不是不知而是故意为之。
显德六年，周世宗柴荣去世，7岁儿子柴宗训即位，仅两个月后，也就是显德七年（960年），赵匡胤发动兵变，夺取了皇位。这就是赵宋“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得天下于孤儿寡妇之手”的短处。赵匡胤良心上愧对有知遇之恩的柴荣，故不愿目睹恩人用过的器物，同时也不愿让大臣用着柴姓的东西听着他赵姓的号令。
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后，销毁前朝一切历史痕迹，是历代统治者的一贯做法。况且赵匡胤又有负恩忘义之愧，故此极有可能是赵匡胤把与柴姓有关的东西，包括柴窑、柴瓷一同彻底销毁。
赵宋王朝初期放弃柴窑器物是合情理的，但放弃的就应有替代，与柴风格相异的定窑自然就成了首选。
作者没有提到本朝初用定窑，同没有提到柴瓷一样，主要是回避一个事实：陈桥驿事变。
其四，本朝为什么命汝州造青窑器。
宋初宫廷改用定窑白瓷，青瓷在民间的发展就少了禁忌，在经济文化快速恢复和发展的宋代，京畿诸州政治文化中心的优势条件，无疑是天下技术人才施展才华的向往之地。汝州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通衢之地的区位优势，辅州之首的政治条件，很快成为北方的青瓷烧造中心。在不同层次需求的市场大环境中，陶瓷艺术家把智慧发挥到极致，柴窑美丽的天青色无疑会成为窑工追求的最高境界。
汝州工匠在完美地完成柴釉色仿制后还创新地引入了支钉烧制技术，将过去垫烧器物留下的“芒”口化为芝麻粒大的小点并转移到不易看到的器皿底部，使器物整体呈现出满釉的无暇状态。汝器消灭了“芒”口对宋代广泛使用珍贵漆器的贵族人家无疑是个福音，自然也成为宫廷“弃定用汝”无二的理由。汝州陶瓷工匠改进使用的小小支钉改变了汝瓷的命运。
青瓷与白瓷的优劣，早在唐代就有分晓。陆羽在《茶经》中说：“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宋初朝廷放弃优于越窑的柴窑青瓷而用定窑白瓷，原本就是开历史的倒车。但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不得不这样去做。时间久了，赵宋皇帝自然淡化先祖“得天下于孤儿寡妇之手”的愧疚，而心安理得地坐享真龙天子的天下。传承着越窑、柴窑之美的青瓷一定会被朝堂关注。于是就找了个“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的借口，发生“遂命汝州造青窑器”的改变。
其五，本朝命汝州造青窑器的时间。
关于“汝窑”烧造时间，陈万里先生经分析得出，下限从宋徽宗崇宁五年（1106年），往上推到宋哲宗元祐年（1086年），烧造时间定为20年。根据是宋人徐竞成书于宣和五年的《奉使高丽图经》里有“汝州新窑器”一语。这一推断得到专家学者的认可。但也有专家根据叶寘的“陶器”一文认为“汝州新窑器”就是“京师自置”的官窑。有新窑器就有旧窑器，“汝州旧窑器”则是命汝州造的青窑器。笔者认同后者。推断命汝州造青窑器的时间为仁宗主政时期。仁宗统治时期，国家安宁，经济发展，文化科技昌盛，被史学家称为仁宗盛世。乾隆皇帝说：“平生最佩服的三个帝王，除了爷爷康熙和唐太宗，就是宋仁宗了。”
理由有三：一是时间接点合理。仁宗赵祯为宋代第四位皇帝，公元1010年5月12日出生，13岁登基，在位42年（1022年3月至1063年4月），是宋代主政时间最长的皇帝。仁宗主政时距宋建国已62年，符合远离陈桥事变和忘却先祖“得天下于孤儿寡妇之手”之愧疚的时间概念；二是经济空前繁荣。仁宗朝手工业空前发达，制瓷、纺织、印刷、造船、矿冶达到了全新的高度。作为大众相关最为密切的瓷业，自然会走在百业之前，精美的瓷器超越前代具备了各种条件，宫廷改用青窑器成为可能；三是文化昌盛、科技发达。著名史学家陈寅恪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这里“造极”的“赵宋之世”，主要是指宋仁宗时期。“唐宋八大家”，其中六位就出现在宋仁宗朝：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仁宗朝登上历史舞台的牛人名单可以拉得很长：范仲淹、司马光、柳永、晏殊、梅尧臣、程颢、程颐、沈括、苏颂……这些名动一时的名人有政治家、文学家、哲学家、科学家等等。苏轼说：“仁宗之世，号为多士，三世子孙，赖以为用。”有这么多文人雅士的引领和助推，宫廷改用青窑器是完全有可能的。
其六，“汝窑为魁”在命汝州造青窑器之前。
宫廷改白器用青器是件大事，一经确定是不能随意更改的，所以在选择上一定慎之又慎，下诏命全国生产青瓷的各州选送最好的产品到京城参加评选是不可少的程序。宫廷确定使用何地生产的青瓷对产地产品的知名度的提高是无法估量的，在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宋代，各个青瓷产地在选送产品时是不会有保留的。宫廷组成的专家评审团通过对各州选送的青瓷器评比，认为汝州选送的青窑器最好，就决定用汝州生产的青瓷作为宫廷专用瓷。“汝窑为魁”应为宋代的第三位皇帝真宗晚期和仁宗主
政的早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