刨红薯是上世纪难以抹去的记忆，这还要从大集体也就是敲钟上工、所有农活都是由生产队长组织的那个年代说起。

那时，现在的乡镇叫人民公社，行政村叫大队，村民小组叫生产队，村民叫社员。一年四季的农活怎样干都要靠生产队长去发号施令，生产队里设一个会计，一个记工分的，一个妇女队长，还有一个专门负责养牛、耕地，包括犁地、耙地农活的牛队长。

由于土地生产的粮食少，小麦和玉米大部分都交了公粮，一年四季几乎都靠红薯填饱肚子。红薯的做法很多，能蒸馍、烙馍、掺着玉米面或麦面蒸出来的馍叫花互兰，特好吃；还能擀出来纯红薯面条，做丸子和糊涂汤……鲜的红薯叶子能做出好几种菜，大部分农民都会在秋天采回大量的红薯叶，晒干后用红薯梗把干叶子包成一个大圆球，挂在家里的房梁上，以备漫长的冬季食用。

社会流传一首打油诗：“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没法活。”

深秋，麦子种完后，是收获红薯的季节，正值秋冬交替时候，生产队都会组织全队的男女老少一天到晚在红薯地里干活。青壮男人都扛着镢头（铁镐），负责刨红薯，小孩们负责把大人们刨出来的红薯秧和红薯抖擞着分离开，妇女们最后把散落在地里的红薯集中成堆。每天下午两三点后，就集中把一堆一堆的红薯称重，一个生产队一般都有两个木杆大秤，秤头上穿一根木棍，通常有两个壮汉抬着，其他人都争先恐后地把红薯拾到用柳条编制的大草箩头里。一般一次能称150斤，把称出来的红薯分布均匀，倒成一堆一堆。

天快黑时，正好把当天刨出来的红薯称重完毕，生产队长和会计等人就会马不停蹄地数一数有多少堆红薯，再算算全生产队有多少人，每户能分多少。会计很快把分配计划算出来，并写出从1开始的排号，把写有数字的纸撕开，揉成团，按户抓阄，再按照序号分配红薯。

分配完毕，各家各户都分到多少不同的红薯，这时，天基本全黑了，把下午带来的架子车拉到自家的红薯堆旁，从车上拿下刨（ba o）子，刨子是一个一米多长的木板，上边固定一个刀片，把红薯放到木板上，用手推动红薯，把红薯切成薄片。这时，满地的人，很少听到有人说话，到处都是“嚓、嚓、嚓”切红薯片的声音。切红薯需要技术，一是速度快，二是掌握好力度，一不小心指头就会被刀片割伤，大部分都戴手套操作。切红薯一般是妇女们的优势，手快、心细。大人们把红薯切成薄片后，由小孩们把红薯片均匀地撒到地里摊开，不能有重叠，否则太阳照射不到，就会影响晾晒。由于天黑，家家户户都会准备一个马灯照明，有些把大玻璃瓶子的底部去掉，做一个圆木盘套上，把煤油灯放到里边，用于照明，既经济又实惠。把分得的红薯全部切完时，大都到后半夜了，一些家中劳动力少的农户把活干完时也快天亮了。只要头一天晚上分了红薯切片，第二天生产队一般不再安排集体农活。

红薯切片前，生产队长一般都会通过收音机关注天气预报，如果近几天没有雨情，就安排刨红薯，以免红薯片在地里被雨淋。那时候，偏偏雨水也多，红薯片在地里晾晒期间下雨是常见的事，有时半夜下雨，家家户户都赶紧起床，拉上架子车，拿上柳条编制的篮子、布单子，凡是能容纳红薯片的东西，全部带上，飞快地往地里跑，抓紧时间把红薯片一一捡起来，如果红薯片被雨水淋湿了，口味就变得不好吃了，那可是一年的口粮呀。

生产队种红薯面积大，有时要经过一个月才能把红薯收完。红薯片晒干后，几乎每户的瓦房里都有一个木板顶棚，把红薯干储藏到顶棚上，既不占地方又防潮。

红薯的吃法很多，那时，最主要的是红薯片粉碎成面粉，其余还有制作红薯淀粉。每年收红薯接近尾声时，还要选择无疤痕、表面光滑顺溜的藏进地窖里，以备冬季食用，生产队还要留一部分储藏，来年春天加温长出幼苗，再种植大田。

收完红薯，紧接着就是把红薯地翻犁一遍，就用上生产队里的耕牛了，因为地里还会有红薯没有收净，往往在犁地时，剩到地里的红薯就会被翻出来，每张犁后边安排一个人专门跟着拾红薯。这些活不费劲，大都由十几岁的孩子去干。一到秋季，学校都会放几天秋假，我也经常被安排去拾红薯。其实，拾红薯也是一个好差事，一是能挣工分，二是还能在干活休息期间，把散在地里的干红薯秧堆到一起，筛选体形细长、外表光滑的红薯埋到里边，用火点燃，等火势熄灭后，把红薯扒出来，吹掉表面的木灰，揭掉表皮，立即冒出一股热气，又红又黄的烤红薯就散发出一股让人馋涎欲滴的香味，一口气能吃好几个。至今回忆起来，还能想起那诱人的味道。

记得小时候，家中经常有蒸熟的红薯，晚上睡觉前，母亲总是捡出体型较小的蒸红薯摆满锅台，坐上一锅水，第二天早晨上学时，先到厨房里用热水洗把脸，再把锅台里烫手的红薯带着煤灰装进书包里，边走边吃，那筋道味至今难忘。

几十年过去了，昔日的烧煤做饭已被电、气代替，这种味道再也没有了，每每在城区街道上听到“烤红薯”的叫声，都会不由自主地寻声望去，偶尔也买上一个尝尝，却总吃不出在地里烤出的那种味道。

有时想，烤红薯，也是一种饮食文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