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勋问：“什么时候去？”

毛泽东说：“很快就去。”

5月31日，专列到达武昌。毛泽东住进东湖宾馆梅岭一号，在武汉停留了27天。

毛泽东对曾思玉等说：“我这次来，不是给你们谈工作的，因为在北京很忙，到这里是休息的。”

毛泽东很关心武汉的形势，他准备到南方转一圈，看看九大精神的贯彻落实情况。

5月26日，也就是出巡的前几天，毛泽东在听取军委办事组向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汇报会上，批评了一些地区提出的“反复旧”口号。其中就是指湖北的一些人。翌日，总理草拟中共中央对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的报告的批示。指出：所谓“反复旧”运动，把矛头指向省、市革委会、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把“三代会”首先是工代会置于一切之上，是不符合毛主席关于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和一元化领导的教导的。毛泽东当即批示：“照办。”

毛泽东在武汉多次同曾思玉、刘丰、张体学谈话。询问中央对湖北省革委关于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的报告的批示的贯彻执行情况。鼓励他们做好湖北的稳定工作。

在武汉期间，他一再谈到要减少对他个人的过分颂扬。到了梅岭一号，他看到从走廊到会客厅、书房和卧室里，到处都张贴着他的画像和语录，立刻要工作人员将这些统统摘下。

他针对林彪“一句顶一万句”的说法，对工作人员说：“人的一句话怎么能顶一万句呢？一句话就是一句，不能是一万句，不能顶，更不能顶那么多。我的话怎么可能有那么大力量，那不是神了吗？这不是唯物主义，也不是辩证法。”

毛泽东在观看中共九大纪录片时，银幕上多次出现他本人的镜头和代表们长时间欢呼的场面，他生气地站起来中途退场，并且说：“哪有一个人老看演自己的电影？我的镜头太多了，没什么意思！”他还告诉工作人员：“‘四个伟大’，太讨厌！”

毛泽东到武汉后看到到处都在搞“忠”字化运动，到处张贴主席像，就连吃饭、睡觉都要搞“早请示，晚汇报”。很是反感。在他建议下，6月12日，中央发出了《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文件，指出：今后，“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主席像章”“各报纸平时不要用毛主席像作刊头画”“不要搞‘忠字化’运动”“不要修建封建式的建筑”“不要搞‘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毛主席像行礼等形式主义的活动”。停止了这种到处泛滥的“忠”字化运动。

这时，毛泽东关心的问题也发生明显变化，越来越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到经济形势方面来。在武汉期间，他多次听取当地党政军负责人的工作汇报，主要内容是工农业生产和重点工程项目的开发建设等。据曾思玉回忆：

“1969年夏，毛主席在湖北视察时，对湖北农业生产十分关心。当我汇报战胜1968年长江洪水，以及今年早稻长势很好、丰收在望时，毛主席说：对，人是要吃饭穿衣的。湖北是个好地方，是鱼米之乡，自古以来就有‘湖广熟天下足’之说。中国的文字很有道理，‘饭’字缺了‘食’就剩下了‘反’字。如果老百姓没有饭吃，就要起来造反的，民以食为天嘛。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我们经济形势的好坏，依农业形势的好坏而转移。湖北这个地方盛产粮食和棉花，你们要抓住不放，人民有饭吃、有衣穿，事情就好办了。”

对水利问题，毛泽东十分重视。一次，曾思玉和张体学等向毛泽东请求兴建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毛泽东说：你们真是敢想敢干，这么大的水库，打起仗来敌人丢原子弹一炸，下游统统被水淹掉。我看上游要修几个坝，重庆以上的金沙江要修两座坝。宜昌江段湾道多，江面不宽。你没有去过，可以坐一条船去看一看嘛。除了农业、水利问题，他在武汉还过问了焦枝铁路（河南焦作至湖北枝城）建设、江汉油田会战等情况，批阅了有关技术革新、渤海地震、华北防汛等文件。

毛泽东在武汉，仍然关心着解放干部的问题。到武汉前十来天，他在一次谈话中说：“专案组的材料至少一半不能相信。”5月26日毛泽东在听取军委办事组向政治局常委汇报时说：“搞专案，许多是靠不住的，是道听途说的。内查外调搞不出什么东西，搞了很长时间没有搞出什么东西。有的学生没有经验，有的还有派性，这一派整另一派。”他还说，“不要把责任推到下面，不要怪下面，谁叫我们不管呀！”

在武汉，他对当地负责人说：“监护的人，统统放了，不管他职务大小，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看搞专案小组很危险。他怕右了，就要千方百计把人家打成反革命。一个专案组搞了一二年，没有搞出来，怕思想上右倾，宁可‘左’一点。”“我不是完全反对专案小组。搞专案要有经验的人，年龄大的人，要与群众结合。现在有的人年纪轻，造反精神很强，他们缺乏经验。不懂得历史。”“听说河南地专县一级的第一把手，有百分之五十的人都出来主持工作，这个经验很好，全国不太多。”

有一次毛泽东在散步时看见湖对岸的武汉大学，他对曾思玉说，李达校长不应该被人整死，可惜呀！毛泽东说，有一种做法我不赞成，就是动不动就捉人，有的关在什么“牛棚”里，关在地下室里，报纸也不给他看，这就与世隔绝了。世界上干了些什么，他们都不知道。这实际上是一种“推一推”的办法，不是“拉一拉”的办法，对于干了些坏事的人，推一推就过去了，拉一拉就过来了。干部不给他与群众见面，家里人还要靠他养活吃饭呢。

这年3月，中国和苏联边防部队在中国黑龙江省珍宝岛等地区接连发生武装冲突。本来就很不平静的两国边界地区的局势更趋紧张，苏联领导人和其他军事首脑不断地放出战争威胁的言论。他们调兵遣将，进行具体的军事部署，大量增加军费，增加在中苏边境和远东的驻军（以往在蒙古没有驻军，这时陆续增加到八个师）；在中苏、中蒙边境修建一系列空军基地和导弹基地；不断在中苏边境举行“军事演习”；下令大规模征兵；向中苏边境大批“移民”并发给边境居民武器；频繁侵犯中国领空、领土，制造边境挑衅事件。甚至提出：“苏联部队的核武器是有无限毁灭力量的带核弹头的导弹”，导弹部队严阵以待，随时准备进行“毁灭性的核回击”。据英、美等西方报刊报道，苏联人“在口头上向华盛顿及其他西方国家的首都进行试探”。要它们“对远东发生核战争的可能性有所准备”。苏联方面这些不同寻常的动作，不能不引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高度警觉和强烈反应。

6月间，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军委办事组召开座谈会，讨论“准备打仗”的问题。

一天下午汪东兴打电话通知曾思玉，毛泽东要他去谈话。曾思玉立即赶到毛泽东住处。毛泽东见到曾思玉说，你来得真快哟，的确是军人，这种雷厉风行的作风很好。

毛泽东说，今天请你来，谈谈鄂西山区三线建设的情况。你们要抓紧配套工厂的建设，一个一个地落实。如果打起仗来，要有大量的枪炮、弹药、汽车做保障。

曾思玉将鄂西三线建设情况作了扼要的汇报，其中提到有一个工厂正在试制师团配属的多管滑膛火箭炮时，毛泽东很高兴地说：那就是中国式的卡秋莎嘛，要抓紧试制、定型，小批量生产。这样一旦打起来，我们才有备无患。现在苏美两国争霸，弄得世界不得安宁。大仗没有打，小仗没有断，国际形势仍然动荡不安，日趋紧张。北面人家在我国边境线陈兵百万是为了什么？不是摆给我们看的嘛！一旦打起来，不但要注意北面陆地入侵，还要准备对付敌人从海上来，要多准备几手，我们要居安思危，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所以我讲过备战、备荒、为人民。

曾思玉向毛泽东汇报，遵照周总理指示，和刘丰、体学最近到鄂西山区，主要是为第二汽车厂选定厂址，因二汽在建设中有东、西方案之争，现在处于停工状态，根据靠山、分散、隐蔽的原则，经我们实地察看比较，觉得在十堰地区建厂的西方案较为妥当。（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