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吃过“早饭”的毛泽东与吃过晚饭的曾思玉、刘丰、方铭、张纯青谈话。谈话一直进行到第二天凌晨2时。

毛泽东说，湖北的问题基本解决了。毛泽东问曾思玉、刘丰：湖北第二批建立革委会行不行？还问：今冬明春的工作安排了没有？明年元月、5月、8月准备搞些什么？

毛泽东表示对武汉寄有很大希望，告诫他们：要给犯错误的人一条出路，包括陈再道。

毛泽东说，听说对“百万雄师”、独立师揪得太厉害了，那样搞会逼上梁山的。搞得太凶就会脱离群众。

毛泽东再次加重语气警告：不要搞苦了。王力就是不听我们的话。

毛泽东说，体罚这个做法，我反感。凡是爱整人的人，整来整去，最后都要整到自己头上来。现在全国到处搞武斗，这翻不了天，让那些人跳出来好嘛！

毛泽东说，现在有些人破坏了我们党团结———批评———团结这个优良传统，不喜欢这个公式。解放军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大字，现在是紧张、严肃有余，团结、活泼不足。

毛泽东说，坏人总是少数，好人总是大多数，广大群众是好的。

毛泽东说，工人阶级分为两大派，我就想不通。7月18日我在武汉就讲，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毛泽东提出要“破私立公”。

毛泽东说，多给他们（造反派）讲些历史。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当了权，不要脱离群众，不要盛气凌人。又说，现在是革命小将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了。还说，尽快实现“三结合”。希望你们成为大联合的模范，希望你们成为反对山头主义、无政府主义、经济主义、自私自利的模范。

毛泽东说，真正有希望的是想问题的，不是出风头的人。现在大吵大闹的人，一定要成为历史上昙花一现的人物。

他还建议去掉广播车和高音喇叭。

毛泽东说：“文革”搞一年多了，明年的春天一定要结束。“大概（明年）春节以前，全国基本上解决问题，还有四个多月。”他说，接着我们开九大。他向曾思玉等提出九大什么时候开的问题，说：“我看明年秋季九月份开，至少后年一月份开。”

毛泽东说，九大，那些老同志老党员都要当代表。贺龙、邓小平、乌兰夫等人都要当中央委员。贺龙，在延安我就讲过，他是二方面军的一面旗帜，要保护他。

谈到邓小平，毛泽东说：“邓小平是不是要保？一个他打过一些仗；第二，他不是国民党的人；第三，他没有黑修养。”

毛泽东对杨成武说，你要把这个话报告给总理。毛泽东说：“现在我很不喜欢你们给我的四个官衔，什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叫毛主席就行了。”“讨嫌!”这里显然流露出他对林彪已有不满。

毛泽东说，现在这些干部，哪个在战场上没受伤？在民主革命中还是立了不少功，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只要改正就行了。老干部到打起仗来，我的命令一下，他们上战场还是很勇敢的。不能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不好，这对革命事业，对党不利。

9月21日上午8时，毛泽东同杨成武谈话。

毛泽东经过一夜的工作，根据各地解决问题的情况，很有把握地对杨成武说：“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全国在春节前就差不多了，解决了。”他向杨成武吩咐：准备返京，部署工作，加速文化大革命的进程，解脱老干部。并且说：“文化大革命明年春天结束，不能再搞了。”

“什么时候走？”杨成武问。

“明天。”毛泽东交代：“在郑州停一天。”

上午，毛泽东再次坐吉普车上街看大字报。

9月22日清晨，毛泽东要离开武汉，他来到王家墩机场，专列就停放在这里。毛泽东在车下散步，远远看见几个干部、战士朝这边张望，毛泽东招手让他们过去，他们高兴地跑到毛泽东身边。毛泽东和他们席地而坐。问：“你们造反了吗？”大家回答：“造反了!”毛泽东看看机场大片的土地说：“机场荒地很多，可以种东西，可以种庄稼。”

当日清晨，专列驶离武汉。刘丰把毛泽东送到郑州才返回。一路上毛泽东对杨成武说，不能再搞了，明年春天一定要结束，然后开九大。要成立个专门机构，你来负责，任务就是解放老干部。不要搞清一色，陈毅这样的要选入政治局，邓、贺、乌这样一些老人都要入中央委员会。

专列途经郑州，停靠在郑州火车站的一段道岔上。毛泽东在专列上同刘建勋、纪登奎、王新谈话。

毛泽东一见纪登奎就笑着说：“你是纪登奎？老朋友了!”

刘建勋说：“他被关了四个月，挨了四个月的斗争。”

毛泽东笑着对纪登奎说：“你说一点好处都没有吗？”

纪登奎回答：“大有好处。”

“河南形势怎么样啊？有什么新闻吗？”毛泽东问。

“我们搞大联合，下边搞武斗，武斗搞得厉害。”刘建勋回答。“康生和江青讲话，提出一个‘文攻武卫’，打起来就分不清是谁攻谁卫了，都说是武卫……”

毛泽东问杨成武：“她那个讲话录音调来了吗？”

“调来了。”杨成武回答。

“放一遍，你们都听听。”毛泽东吩咐。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