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5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修改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

10日，经毛泽东同意，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三家村”》，批评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和吴晗在《前线》杂志的“三家村札记”专栏所写的杂文。文章提出：“凡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凡是阻碍社会主义革命前进的，凡是同中国和世界革命人民利益相敌对的，不管是‘大师’，是‘权威’，是三家村或四家村，不管多么有名，多么有地位，是受到什么人指使，受到什么人支持，受到多少次吹捧，全部揭露出来，批判他们，踏倒他们。”这已十分清楚地向社会公开点明，批判对象不只是邓拓、廖沫沙、吴晗，他们背后还有更大的人物在“指使”和“支持”。

同一天，毛泽东在上海接见了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全体同志，双方进行了会谈。毛泽东设宴招待了阿尔巴尼亚同志。

11日，全国各地报刊纷纷转载，声讨所谓“三家村”的斗争很快在全国蔓延开来。

同一天，毛泽东对原北大哲学系教员张恩慈《我对北京大学“四清”运动的意见》一文批示：“少奇同志阅后，印发有关同志。”

14日，毛泽东再次给林彪写信，对下发5月7日信提出意见。

林彪同志：

此件如你同意，即可印发中央军委以及此次会议，让他们带回去，加以讨论，如无意见，即可执行。印时，要请中央加个批语。请你酌办。

毛泽东五月十四日

5月15日，毛泽东离开上海返回杭州。

同一天，在北京，遵照毛泽东保卫首都的指示精神，周恩来就加强首都警卫工作与叶剑英联名报告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提出组织以叶剑英为组长的首都工作组，保卫首都安全。

16日，北京，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

17日，毛泽东对章士钊的来信做了批示。5月10日，章士钊给毛泽东写信，害怕文化大革命，害怕成为斗争对象，提出暂不出版《柳文指要》一书。信中说，连日读到各报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详细记载，“我的思想不期受到绝大的震动。而将自己的笔墨工作，仔细检讨，觉得最近提交中华书局准备出版的柳文指要，应当撤回重行检查。”

毛泽东批示：“刘、周、邓阅。送康生同志，与章先生一商。一是照原计出版；二是照章先生所提，假以一、二、三年时间，加以修改，然后印行。二者择一可也。”

毛泽东针对章士钊信中反映的思想，做了一些批注，其中说道：“要痛加批判的是那些挂着共产主义羊头、卖反共狗肉的坏人，而不是并不反共的作者。批判可能是有的，但料想不是重点，不是‘痛加’。”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