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叔陈春成又名振云，作为父辈中唯一一个上过学堂，又参军打仗并成长为革命干部的叔叔，一直是我心中崇拜的偶像，也是我们陈氏家族的骄傲。如今春成叔已离开我们九年了，随着岁月的流逝我越来越感觉到应该为他写点什么，或许是作为子侄辈的我们不应忘怀的父辈们的初心吧，也或许是为了弘扬我们陈氏家族的家风，借此教育我们及我们的子孙们如何做事如何做人吧。

我们的老家在汝州西南的大山里，灾难深重的年代和恶劣的生存环境注定了这里的贫穷与落后，“要饭沟”曾经成了我们陈家沟的代名词。爷爷辈弟兄六人，春成叔是我三爷爷的第二个儿子，比我的父亲小一岁，大约应该是一九三一年出生的吧。吃惯了没文化苦头的爷爷们横下一条心，就是拉棍要饭、砸锅卖铁也要供出一个能识文断字的读书人来。这一目标自然定在了自幼聪慧的春成叔身上，断断续续读了三四年书的春成叔，临解放前夕靠跳级勉强读完小学六年级的课程。

1947年冬，陈谢兵团以摧枯拉朽之势解放了豫西大地，我的家乡也获得了新生。能识文断字的春成叔被翻身做主人的激情燃烧，毅然决然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血与火的洗礼中，叔叔接受了党的教育，懂得了革命的道理，他立功受奖入党提干，一步步走上了人民军队的领导岗位。从1948年初春入伍，到1979年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后转业，三十多年的军旅生涯造就了他革命军人的铮铮铁骨。期间春成叔只探过一次家，大约是在1965年左右吧，那时刚刚四五岁的我并没有留下太多的印象，只记得小小的陈家沟有点像过年的喜庆感觉吧，印象较深的只有好像是为了争一个柿子，我还和我那远道归来的堂姐妹们打过一次架哩。

乃至懂事我对春成叔的记忆更多来自每当收到叔叔的来信，全家族的人围坐在三奶奶身旁（其时三爷早已不在人世），听着读信人结结巴巴念着远方的来信。记得清的是读信的、听信的全都洋溢着幸福而骄傲的笑容，少不更事的我并不记得多少信的内容，大多时候是眼望着那用毛笔写就的蝇头小楷是那么的秀丽端庄，幻想着有朝一日自己也能写出这么好的字该多了不起呀！稍大一点，我更多的是反复端详着信皮上那“云南省昭通军分区司令部”的落款，从内心深处油然而生的一种骄傲与崇拜，大人们更多的是谈论着春成叔每次寄回的数十上百元的汇款而啧啧感叹。

1980年初，叔叔从部队转业被安排到了义马矿务局纪检委工作，当时当了民办教师的我及我的弟兄们，和那个时代大多数年轻人一样都有躁动的急于出农门入龙门的梦想，苦于没有一丁点儿门路的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丝希望。然而一年过去了，二年过去了，别说给哪个帮忙安排个工作了，连“人”我们都没有见着，传回来的消息总是“工作忙，等有空了再回去看你们”!

终于有人按捺不住了，首先是我的父亲，既是他的堂哥，也是他曾经十年的战友，当时我的父亲担任我们大队的支部书记，集体开办了一个电缆厂，苦于找不到销路，仗着兄弟加战友的情分，信心满满的父亲认为偌大一个义马矿务局还愁销不了几盘电缆。父亲和他的同事们找到了义马矿务局，被好吃好喝招待了几天的父亲，被叔叔一句：“我是纪检干部，绝不能插手企业间的商业行为”给说服了，一寸电缆没卖的父亲悻悻而归。其次是我的堂哥，春成叔的亲侄子干脆辞掉了民师的工作，自己跑到了义马找上门去恳求安排工作，被春成叔做了很多思想工作婉拒了。但堂哥仍不死心，干脆自己找了一个包工队当上了临时工，只认政策的叔叔还是动员他回到了家乡。还有我的老俵，春成叔的亲外甥，在别人怂恿下拉了一车串杆（井下用的一种木材）直接去了义马，并向人炫耀舅舅在矿务局纪检委任书记，谁知不讲还好，一讲再送礼也没人敢接，人家还故意刁难他让舅舅写个条子或打个电话都可收下。央求舅舅写条子的老俵被灌输了一大堆计划、安全、廉洁的大道理，无奈之下的老俵赔了个精光败阵而归。这个时期连我也对堂叔有了较深误解，认定他是一个只讲原则不讲人情、没有家乡观念的人了。

大约是1985年吧，已经到乡政府工作的我终于有了一次也是平生唯一一次和他促膝长谈的机会。那是一个深秋的时节，听说春成叔终于回家的消息，我急忙请假回了一趟老家，在老家的院落里我们叔侄整整畅谈了一个下午。

他告诉我，在炉沟上小学的时候被富家子弟欺负替人写作业，从愤懑到“理解”：“没钱买作业本的我可以用他的本子再写一遍，原来是我占了他的便宜呀！”他给我讲因为写错一个拼音字母如何与老师争执，也讲了他小时候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苦难生活，却很少讲他出生入死的战争生活和成长经历，在我的再三追问下，他着重概括了一句话：“那都是党给我培养起来的。”

他还告诉我，刚转业到义马矿务局的时候，担任矿务局纪检委副书记，因书记缺位他主持纪检委工作，自己本是正处级干部被当成副地级使用。当时矿务局书记是三十年代的老革命即将面临退休，副书记急于接班组阁，为拉拢他将他爱人及子女的工作安排得比较周到并有意向他示好，结果他十分生气，我是革命干部，家属安排工作是政策允许的，不能当作个人交易。后来这位副书记看拉拢他不成，又想利用他整老书记，副书记给他谈了老书记的两个问题，一是老书记有两个月房租未交（当时房租顶多也就三、五块钱），二是老书记家里看的彩电是公家的（当时彩电确实是稀罕物）。他告诉我他很清楚这是副书记想利用他整老书记，以达到他早日接班的目的，但他思虑再三认为老书记是老革命，现在脸上有灰尘了，怎能袖手旁观，一定要帮他洗去这脸上的灰尘。于是他找到书记办公室开门见山地提出了问题，对于房租问题老书记欣然接受，对于彩电问题老书记沉默良久转移话题说：“咱某副局长家的黑白电视也是公家的”。他说我一听火了，我把他的茶几“啪”得一拍，茶杯都震翻了，并大声说道：“我现在说的是你的问题，不要往别人身上扯”……这一刻我释然了，曾经对叔叔的不满、误解都烟消云散了。这一刻我震撼了，多少年来每当回忆起这一刻，还时常能联想起黄继光、董存瑞、焦裕禄、孔繁森，理解了面对高手的亮剑精神，还会想起堂吉诃德……这一刻更教会了我如何从政、如何为人，让我知道了我应该传承什么样的家风。

他还告诉我，去北京参加中纪委会议，听黄克诚书记讲应该如何正确评价毛主席的丰功伟绩，如何正确认识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把他感动得热泪盈眶、泣不成声。动情之时，春成叔湿润的眼眶和那深邃的目光永远定格在了我的脑海中。以后的故事大家都可想象得到了，就这样主持了几年纪检委工作的春成叔，在矿务局换届的时候非但没有升到纪检委书记的位置进入矿务局领导班子，反而被安排到矿教育处书记的位置上，一直工作到光荣离休。

离休之后的春成叔仍然是洁身自好、情趣高雅。一生不吃请、不受贿的他每顿饭必有“配饭酒”。潜心钻研书法的他还曾担任过黄河书法协会的常务理事，他的书法作品被《中国书法全集》《世界当代著名书画家真迹博览大典》《中韩书画名家精品大典》等11家刊物收藏或发表，热爱体育运动的他多次参加门球运动会，还曾担任义马煤业集团门球协会的副会长。直到2009年2月21日，以78岁高龄溘然长逝，留给了我们无尽的思念。

这就是我的堂叔———陈春成，一个被毛泽东思想武装的、树立了共产主义信仰的、并能矢志不渝为之奋斗一生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真正的共产党员。他既是他们那一代共产党人中的普通一员，又是我们及子孙后代的楷模与典范。时至今日，看着那些曾经热血沸腾，信誓旦旦的共产党员、领导干部背离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成了国家的蛀虫人民的罪人，更深切地感受到了父辈们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能不忘初心坚持原则的崇高与不易。

谨以此文纪念叔叔，并借此告诫我及我们的子孙们如何做事、如何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