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离开我们已将近七年了，承蒙父母阴德庇佑，我们的生活虽谈不上富有，也总算衣食无忧平安幸福吧。每每回忆起父亲，自以为还算孝顺尽了为人子职责的我，却时常因不经意间做过的有悖父亲意愿的三件事而陷入无尽的愧疚与自责……

第一件事发生在二十多年前，母亲去世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母亲去世后，父亲谢绝了我们兄妹要他进城颐养天年的安排，独自一人在老家精心侍弄起了他的责任田，我无奈之下也表示了深深的理解。老家在汝州西南的大山深处，生活虽多有不便，但那毕竟是生他养他的地方，更是他作为大队支部书记带领家乡父老乡亲在集体化道路上战天斗地奋斗了几十年的地方，我所能做的只有常回家看看他而已。记得有一次，一向总是用命令式口气同我说话的父亲，嗫嗫嚅嚅用那完全是商量的口气跟我说：有人又给他介绍了一个“人”，看我有什么意见。还没有完全从失去母亲的悲痛中走出来的我，没多思考顺口嘟囔了一句：“俺娘走的日子有点浅”。后来的日子，当我发现一个人生活的父亲日渐衰老和憔悴，心里便有了懊悔和不安，也曾婉转表达了支持他再找一个“人”的想法，但父亲总是一句“不再找了”四个字回绝了我。就这样从六十五岁开始独居生活的父亲，在十六年后，八十一岁的父亲在孤独中走完了他生命的历程。

第二件事发生在父亲病重卧床的日子里。父亲是因为脑梗引起瘫痪而卧床的，躺在病床上的父亲时而清楚时而糊涂。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给父亲忙完洗脸、刮胡子、擦身子的工作后，我把父亲抱到门口的躺椅上晒太阳。那一天的父亲格外清醒，他示意我坐近些再近些，我会意后靠过去拉住了他那布满老茧瘦骨嶙峋的手，他用那半是商量半是恳求的话对我说：“我死后把我埋到李店吧!”我更没加思索半是戏谑地回答说：“到了那时候家都由我当了，你还是别管那么多了吧！”此言一出我看到父亲的眼神中掠过了一丝惆怅和无奈……

父亲说这话是有原因的，自幼拉棍要饭扛长工、打短工长大的父亲，在解放的炮声中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戎马十年的父亲立功受奖入党提干。1957年父亲是响应祖国号召带着“家眷”回到家乡投身合作社运动的，带的家眷我就暂称“大娘”吧。大娘从南国随父亲来到北方的大山深处，可能是水土不服或生活习惯的差异，或是医疗条件的落后，在“生产”时母女二人同时丧命，被埋在了父亲当时工作的李店村。大概是因为忌讳吧，打我记事起很少听到关于“大娘”的一些信息，只知道每年清明节，在李店还有一个我们家需要去上的“坟”，而且也都是父亲一个人去，从没有带我们兄弟去过。直至我母亲去世后，还是父亲出钱给大娘的坟上立了个墓碑，从墓碑上我才知道大娘的名字叫余杏珍。自此之后父亲再没有提及过关于大娘的话题，我自然也没有放在心上。直到老父亲去世，我还是按照家乡风俗将老父亲和母亲合葬在了陈家祖坟里。对于大娘我只是每年去上一次坟而已。随着岁月的流逝，已近花甲之年的我慢慢领会到了父亲要死后和大娘合葬的意图，是不舍那一份情感，更不愿他曾经的爱人永远做一个孤魂野鬼吧！我也曾动过将大娘和父母合葬的念头，但碍于种种原因终究没有结果，于我来说总感觉有一种无法言说的愧疚吧!

第三件有悖父亲意愿的事说来更是让人心酸和无奈。那是病入膏肓的父亲深深陷入了绝望的时候，或许是奋斗了一生的父亲失却了与病魔抗争的勇气，也或许是厌倦了没有尊严的生活，更或许是不愿儿女们为他擦屎刮尿地忙碌，几次三番向我们表达了要我们帮他“了断”的愿望。恪守人伦的我们不仅断然拒绝了他的要求，还多了防备他自行“了断”的心眼，后来他还真就用他那唯一能活动的一只手，采取了多次如触摸电线、拔输液针头、栽下病床等举动。七年来，我时常用心去体验父亲要自行“了断”这一怪异举动的心路历程，特别是当我看到有关“安乐死”的话题时，我更是浮想联翩……

我的父亲是一个和着共和国的节拍、留下了太多时代烙印的人，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个不信鬼神、不惧生死，只要死得其所敢豁上性命的人，而且还是个极重尊严极要面子的人。当自知生命无望，他不愿没有尊严地活着，更不愿子女们为他操劳而影响工作，只有选择“了断”这没有意义的生命。今天的我理解了父亲的良苦用心，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仍然不会支持他，更不会帮他“了断”的。但当有一天，我们到了那个时候，我可能也会有和父亲一样的选择。奢望着“安乐死”作为一种制度被人们接受的那一天，希望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子孙们的开明能帮我们实现这一“梦想”吧。

这就是我一直愧疚与自责的有悖父亲意愿的三件事。行孝要赶早，莫待后悔时，在“孝”的问题上任何愧疚和自责都是无法弥补并将伴随永远的。“孝父母，贵在顺”，唯愿全天下做子女的人们能在对待老人时，于细微之处多一些细腻与体谅，尽可能满足长者的愿望，让将逝之人少一点遗憾，让自己的内心少一点自责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