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底，毛泽东通知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到杭州来。他计划像1960年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那样读一些马列的经典著作，边读边议，然后自己亲自动手写序言。把中国革命以至近半个世纪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同本书有关的经验教训加以总结。陈伯达、胡绳、田家英等到杭州后，毛泽东同他们谈过一次话。

但是，读书还没有开始，一场新的政治斗争又将毛泽东的精力卷走。

28日，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向彭真汇报：“吴晗很紧张，因为他知道这次批判有来头”。彭真说：“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30日，林彪派叶群带着他的信和11份材料坐专机赶到杭州。

12月1日，叶群单独向毛泽东作了几个小时的汇报。诬陷罗瑞卿要夺取军权；罗一贯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存在单纯军事技术观点等等。毛泽东偏听偏信了林彪、叶群的话，准备开会解决罗瑞卿的问题。

2日，毛泽东给陈伯达写信：

伯达同志：

乔木修改的那九篇文章，不知看了没有？请交来人带回，我想查一件事。如未看完，改日送上，再请斟酌。毛泽东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日

当天，毛泽东在兰州军区党委一个报告上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

毛泽东在报告上还批示：“此件如转发时，请先给少奇、恩来、彭真同志一阅。”

同一天，毛泽东同浙江省的一些领导同志谈了反对折衷主义问题。毛泽东说：“哲学上的折衷主义必然导致政治上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

当天，毛泽东还同人谈到罗瑞卿的问题，说：“罗的思想同我们有距离”，要恢复林彪同志突出政治的原则。“罗把林彪同志实际上当作敌人看待”，罗“是野心家”。

5日，读书活动没有开始，毛泽东带了陈伯达赴上海，把其他人留在了杭州。

7日，毛泽东又在林彪关于转发兰州军区党委报告的来信上批示：“林彪同志：将此信一同印发。”“彭真同志暂不来此，可以不送阅了。”

12月8日至16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与会人员事前不知道会议的内容，开会时才知道是批判罗瑞卿。叶群在会上分三次作了约十小时的发言，绘声绘色地捏造事实，说罗瑞卿如何逼迫林彪退位，要林“不要挡路”“一切交给罗负责”。

罗瑞卿在12月11日被召到上海，但没有得到在会上申辩的机会。这次会议，确定了处理罗瑞卿问题的五条意见：“一、性质严重，手段恶劣。二、与彭、黄有别。三、从长期看，工作有一定的成绩。四、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五、领导有责。”“处理两步走，调动职务，不搞面对面，冷处理。”

在组织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并同彭真、中宣部、北京市委进行斗争的重要时刻，罗瑞卿“问题”的出现，对毛泽东的影响是巨大的。

14日，毛泽东同中办副主任李质忠谈话，就机要保密、警卫工作做出指示：“机要保密、警卫工作很重要，要保住党的机密，不要被修正主义利用，并防止内部出修正主义，打起仗来要警惕牛鬼蛇神会出来破坏。要把这个意思告诉中央机要局、机要室，还要告诉军队的机要局、广播事业局的负责同志都要注意。”

上海会议以后，毛泽东同许世友进行了一次谈话。毛泽东问许世友：“假如北京发生了政变，怎么办？”毛泽东告诉他，出修正主义不只是文化出，党、政、军也要出，主要是党、军。这是最危险的。

几个月后，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作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防止‘苦跌打’”“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在那个时代，对这种事情，林彪是不会信口胡说的。尽管毛泽东不同意“政变”说，尽管毛泽东当时仍然认为，罗瑞卿“反对林，还没有反对我”。

12月1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结束。这天，参加上海会议的刘少奇为印发毛泽东1956年4月《论十大关系》的报告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刘少奇在信中说：“此件我又看了一遍，觉得对于一些基本问题说得很好，对现在的工作仍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建议将此件作为内部文件发给县、团以上各级党委学习。昨天见主席时，主席已同意这样。望主席再看一遍，并批交小平、彭真同志办理。”

16日，周恩来、邓小平受毛泽东的委托向罗瑞卿传达了会上大家就人际关系、作风、工作、政治、组织等五个方面对他提的意见。并传达了毛泽东的话：如果没有这三条，可以把问题挂起来，中国有很多问题都是挂起来的，挂几百年不行，还可以挂一万年。有什么就检讨什么。还说：罗瑞卿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主席讲：这个事，我们也有责任，没有发现，没有及时教育，然后又说：告诉罗总长回北京，回北京再说吧。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