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过去是三大任务：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现在军队就是搞些生产，不大做群众工作了。我们还是要恢复过去的传统，要打仗，要生产，还要做群众工作。

你们这些省市委书记同志，过去都是在军队里去的。现在搞地方工作，就不大问军事了。军队的同志搞了军事，也不问地方工作了。这都不对。搞地方工作的要管军事，搞军队工作的也要管地方工作。

有了地方师，有了小三线，地方就有了东西了。中央有了大三线，也就有了东西了。

毛泽东十分关心山东的钢铁生产。谭启龙表示：山东准备搞一万多吨将来再发展到三五万吨。主席赞许道：“搞三五万吨，那好，那好。”

主席说，我对这一条比较积极，我是支持地方的。各省总要有个几万吨的钢铁厂，能制造机器，制造武器。我不怕你们造反，我自己也是造反的，造了多少次反，袁世凯当皇帝逼出了个蔡锷造反。这时毛泽东又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的问题。并告诉他们，你们可以造反。但不能随便造反，不能造马列主义的反。

主席突然冲着谭启龙问：“粮食问题你们解决了没有？”谭启龙回答“三五”期间我们将主要解决粮食问题。“是吗？打起仗来，没有粮食是不行的。打仗要有饭吃。解放战争时期，胡宗南占领了延安，我们退出延安，在山里转，还有饭吃，有粮食，有酸菜。后来，我们一个旅一个旅地消灭它，它就不要延安了，我们也全国解放了。”

当时，谭启龙等向主席汇报：这几年山东在改造自然方面摸索到了一些经验。1965年夏季，省委常委、各部委负责人以及地市委书记集中起来学习了主席的四篇哲学著作，并到各地现场参观、座谈，总结了22条经验做法：在治山方面，出现了厉家寨、下丁家那样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典型。

主席问：“你们还有个22条？下丁家在什么地方？”启龙同志回答说在黄县。主席说：“黄县，我记得吴佩孚是登州人，张宗昌是莱州人。”主席询问了下丁家、厉家寨的情况，了解了养猪典型。

主席又问：“南四湖是哪几个？北四湖是哪几个？”谭启龙等同志说南四湖是微山湖、昭阳湖、独山湖、南阳湖；北四湖在抗战时还存在，现在已经变成了耕地。主席根据我们说的情况，仔细地在地图上做了记号。“金乡、鱼台今年怎么样？”“不错，今年济宁整个地区的粮食产量将达到七亿斤。”刘秉林讲。“怎么搞的？”“是因为进行了稻改。”“亩产多少斤？”“四五百斤。”“过去多少？”“过去颗粒不收，或者一百多斤。”刘秉林一一作答。

“从颗粒不收或一百多斤，到四五百斤，那很好嘛!”主席非常满意地称赞。主席说，稳产高产田要搞到5000万亩，亩产五六百斤，一个人五六百斤就有吃的了。

当汇报汶河治理时，主席风趣地说：“汶河分流南北，北会黄河，南入长江，‘三分朝天子，七分下江南’。”

“三分朝天子，七分下江南”之说，始于清朝乾隆年间。据说，乾隆做皇帝的时候，对于汶河的治理颇费了一番脑筋。当时有人提出了让汶河水向南大部分流入长江，少部分向北流进黄河的治理方案。为了把这一治理方案说得形象且使乾隆皇帝高兴，当事人就把这一治理方案称为“三分朝天子，七分下江南”。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