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军是1968年2月25日，穿上军装，夜里在临汝县党校坐上汽车，半夜到达郑州北火车站，再换上火车，于2月26日凌晨5点左右到达驻马店地区确山县8212部队。今年是2018年，这样算来，我参军至今整整50年了。回想起50年前参军的经过，感慨万千，禁不住要写一篇回忆录。
记得1968年刚过了灯节，大队派人通知我到大队部，报名参军的适龄青年（18-22岁）集齐到公社参加体检。我是1950年9月生人，按年算是18岁，但按生日算只能是17岁零5个月。刚出家门时我想：我初中毕业已经一年多了，毕业证压在箱子底部根本没用过一次，这次参军说不定能用上。想到这里我又回去把初中毕业证取出来带上，到米庙（尚庄公社）参加体检。我们大队共有适龄青年20多人，站着队开始检查，一次只让进屋一个，大约需要5分钟。轮到我进屋先量身高：1.48米，再称体重：79斤。给我检查身体的医生很不耐烦地说：“忙死啦，这球孩子来捣乱哩，滚蛋出去！”我出屋后，一同来参加体检的大队团支书（22岁）问我：“你参军体检怎么不到一分钟就出来啦？”我说看来我是参不成军啦，人家让我滚蛋出来啦！团支书说你到底想不想当兵？我说想得很。他说你要真想当兵，你给咱大队民兵营长买盒好烟吸，他是县文化局下放干部，说得美哩很，铁嘴钢牙，别人根本办不成的事，他都能说成。于是我到公社大门外花5毛钱买了两盒黄金叶烟，找到民兵营长高彦说：“彦叔，你去给接兵的说说，让我去参军吧，我的情况你很了解。”他说：“你这孩子买烟干啥？你家穷得连吃盐钱都没有，赶快退回去！”我说这盒烟已经打开了，退不了啦。他说那另一盒你可千万不要打开，一定要退回去！
高营长领着我到尚庄公社征兵办公室，屋门开着，高营长让我在门口等着，他说他进去给接兵的军队干部说说试试。我听见他给接兵的张连长说：“俺大队有个小青年，18岁啦，由于长期光吃红薯营养不良，个子长得又低又瘦，检查身体的医生不给检查，但这孩子脑子很聪明，16岁就当生产队会计，17岁还兼着大队学习毛主席著作辅导员，他是贫农成份，他父亲刚解放时当过村里民兵队副队长兼农会委员，他是初中毕业生，写得一手好字，你们征兵不是爱要成份好、文化高的人吗？”（当时初中毕业生相当于今天的大专生）张连长让他把这小青年带来看看，高营长说门外站的就是，张连长说这孩子个子太小啦，高营长说你别看个子小，字写得很美，你让他写几个字你看看！于是张连长让我写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第一段，我攒足了劲，一笔一画地写了，张连长说字写得果然不错！问我有初中毕业证没有？我说有。张连长说你要真有毕业证现在回去取来，我敢作主让你参军。我说我拿着哩，张连长说掏出来看看。张连长认真看了初中毕业证，对征兵办的小李说：你把他毕业证上的所有项目都记下来，最后加个括号内写“定兵”两字。从征兵办出来，我把另一盒黄金叶烟往高营长上衣口袋里一塞就跑，高营长追着我喊：“我吸你的烟眼里掉泪呀，你这孩子！”
到部队后在新兵连首先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继而进行忆苦思甜，让新兵逐个控诉万恶的旧社会给穷人带来的苦难。我想起父亲经常给我讲的他弟兄三人被国民党反动派四次抓壮丁的经过：大伯被抓两次，第二次在泌阳城一个连队有40多人传染上了疟疾，其中有一个连副和两个排长，军医官只给军官治病，不给士兵治，没几天开始死人，每天抬出去两仨，不但没棺材，席卷也没有，就穿着破军装，挖个不到一尺深的坑埋了。我大伯就这样惨死他乡！二伯被抓走不到两个月，在信阳被日本鬼子的飞机扔炸弹炸得血肉横飞！大伯二伯的死都是同被抓去的邻村青年逃回来给我父亲说的。我父亲被抓走在湖北襄阳城夜里逃跑时，大冬天跳进城壕里结冰的水中，被追赶的国民党部队在城墙上往水里打了十几枪，因他躲在一个凸起的小崖头下边才没被打中，在刺骨的冰水中泡了一个多小时差一点被冻死，爬出城壕在城郊一个村庄给一名好心的60多岁大伯磕了十几个响头，换了一身破衣服（因穿着军装不敢跑），一路要饭走了14天才回到家。
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就充满了对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刻骨仇恨！是共产党救了我们这些穷苦大众，解放后我父亲担任了村民兵队副队长和农民协会委员。我1957年到1966年上小学和初中，9年的学生生涯，使我不但学习了自然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我懂得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会有光明的前途和未来。我计算过，上9年学我家总共交的学费不足50元，而学校救济我的助学金足有150元，我怎能不感激党和政府呢？我就是抱着这种感恩的思想而报名参军的，我准备在部队拼命地干好革命工作，以报答党和政府对我家的恩情！我把以上这些家史和想法在部队讲了，又写稿子被连队文书抄在黑板报上，先后两次被部队树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和“五好战士”。
在部队分兵种时，由于我是初中毕业生（当时新兵中初中毕业生只占总人数8%左右，高中生连1%也不到），被选进全师成立的“报务学员集训队”训练无线电报务。经过三个月的集训，总人数32人的“报训队”经过考核只有12名成绩合格而分配到全师8部电台工作。在电台工作中，架设电台天线和摇马达（即手摇式发电机）是比较危险和累的工作，每次我都是抢着干，多次得到电台领导的表扬。
当时部队的生活是“天天大米白面不定量随便吃”“顿顿有肉有蛋三天九顿吃菜不重样”，与农村的“红薯饭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形成了天壤之别。我参军时只有17岁零5个月，正是长身体的关键时节，在好生活的高营养滋润下，不到半年时间身高就由1.48米猛窜到1.71米，79斤的体重一下子增加到155斤，基本上等于刚入伍时的两倍！身体发育得刚参军时的军装都穿不成啦。当年冬天我们大队的民兵营长高彦去探望他儿子（与我同时入伍），竟然认不出我啦。
到了1970年元月3日，部队遵照毛主席“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的“11·24”批示，在河南省桐柏山区进行陆空两军种多兵种实战演习。当时师部根据需要把报务人员干部战士共15人分成8部电台工作（暂时的）。每部电台都由一名干部或老报务员带一名参军不到一年的新兵报务学员，而我参军将近两年，是属于不老不新的报务员，领导可能考虑到我思想觉悟高，报务技术娴熟老练，就把我单独一人安排一部电台工作。师里通信科长和通信连的连长、指导员专门与我谈话鼓励：小刘，把你单独一人安排一部电台，是对你最大的信任，希望你经得住考验，克服一切困难，出色地完成任务，可不要辜负领导们的一番苦心啊！我立即站起来向首长们表决心：请首长们放心，哪怕几天几夜不睡觉瘦上10斤，也要保证完成任务！
部队一出发，各电台即保持随叫随应状态，各电台出发前都领了两块干电池，24小时不间断开机，集中精力收听，只怕漏听信号。需要回应时，因为在野外没有发信机电源，需要有人摇马达。通信科长坐在我的电台车上（六九式美制吉普车），他即命司机停车给我摇马达。出发后第二天中午在南台县一个半山腰停车吃饭。炊事班不想担水上山（山的坡度有60多度），即在山沟里小河边架锅做饭（离停车点有300多米），饭好后用旗语让大家下山去吃。我让司机把电台车停在一棵大松树旁边以备急用时架天线，大家都下山吃饭去了，只留下我一人收听信号。他们刚下山5分钟，电台收信机里即传来“预计3分钟后有特急电报准备抄收”的暗语指令，我往山下一看，他们将走到炊事班，若让他们返回已经来不及了！我果断地决定单独完成任务，即把天线缠在外腰带上，麻利地上到松树顶端架好天线，下树时离地还有丈把高即纵身一跳，树枝把我的棉军帽、军衣都挂烂了露出了棉花，所幸的是树旁边野草很深很厚没有崴伤脚。架好天线，我把马达腿只安上一根（若有人摇马达是放在车外地上的，我一个人又摇马达又收发电报只好安在车内，地方太狭窄了只好安一根腿），用左手摇马达（需80斤的劲），右手指夹着笔抄电报兼用电键发信号，左腿使劲蹬住马达腿以防前后滑动，右腿蹬住汽车底板以保证身体平衡，这样我的四肢和眼、耳、脑全部用上了，并且满负荷运转！电报共有59组，中间有两组觉得听得不是很清，我即打个问号继续抄收，抄完后我摇马达发信号要求重复这打问号的两组电码，果然其中一组抄得不对即予以纠正。我发信号时，对方发来暗语说：你电压不稳！我即回暗语说：野外无电源我一人又摇马达又抄报。对方是老报务员，立即会意并谅解，连发两个O K,意思是：好，理解！
我想到这是特急电报，按规定从对方开始发电到我方首长收到不能过20分钟，除去译电5分钟，只剩15分钟了。我一看对方发电时间已经过去13分钟了，便急忙飞跑到机要科译电车去送电报，译电车给我签收的时间与对方发电时间相隔14分钟，好险！再过1分钟就到时限边沿了！
由于我是24小时开机随叫随应，第三天时我瞌睡得不得了，我怕万一睡着了误事，停车后我让司机到炊事班给我拿来几根辣椒，瞌睡得严重时咬一口嚼几下，立即辣得来了精神，把瞌睡虫赶跑。通信科长看我实在扛不住了，就写了个短信让摩托通讯员驾着偏三轮摩托车送到第28团，把曾干过台长的通信参谋调来替我5个小时，我这才穿着大衣歪在车上美美地睡了一觉，恢复了体力和精神。
实战演习一共进行了五天五夜，演习结束后师机要科把各单位收发电报稿集中起来进行了核对、评比。最后发现：8部电台有5部都有错字和超时限现象，只有3部电台质量、时限全优，我是这3部电台其中之一，我收发共39封电报无差错，不超时限。
当时我刚送完那一份特急电报回来，通信科长和司机吃完饭从山下上来了，并给我带了饭，我立即向他作了汇报。他很疑惑：我们都下山吃饭去了，只有你一个人，谁给你摇马达提供电源？我说我左手摇马达，右手收发电报。通信科长惊讶地说：“耶？我1947年参军至今一直干通信工作已有23年了，今天还是第一次听说一个人又摇马达又收发电报，怪不得今天零下5度你却满头大汗！”话没说完，师司令部的司号员即吹开了紧急集结号。陈科长说，马上又出发啦，说不成了，再到驻地你把收那份特急电报的过程详细给我汇报一下。到驻地后，他请来了两位师政治部的宣传干事来采访我，并让我把当时情况再演示一下，演示后周围的人都惊呆了！这两位干事写了一篇短文刊登在师政治部办的《战地通讯》上。回营房后武汉军区的《战斗报》来了一男一女两位记者要采访我，陈科长考虑到我帽子军衣都挂烂了露出棉花影响军容，就找到师后勤部他的老战友（当时是军需科长），特批给我增发一套新军衣和军帽，还增发一套领章和帽徽，以利我被《战斗报》记者采访。采访后又作了一次演示。那位女记者想摇马达试试，不到5分钟，两位记者脸上即出了细汗。男记者说，这位小刘厉害呀，我们两人摇马达都很吃力，他一只手并且是左手，还又摇马达又发电报，真是了不起！
谁料到这两次被采访居然改变了我一生命运！1970年元1月18日我被批准成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当时没有预备期），接着2月25日我被提拔为师150瓦电台正排级报务员，后来曾先后干过两部电台的代理台长。1973年3月复员后，当过3年多农民，到1976年12月被安排到临汝县邮局工作，历任投递员、会计、财务股长、办公室主任、储汇科长等职，直到2010年5月退休。
从我参军5年的经历来看，只要自始至终听党的话，党叫干啥就千方百计干好啥，就会有光明的前途，党是不会让自己的优秀儿女吃亏的。我现在68岁已步入老年，但我还经常关心时事，希望我们党和国家永葆青春，永远繁荣富强，沿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进，建设更美好的未来！
（作者系河南省汝州市邮政分公司退休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