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说，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搞好为主，不要赶时间。要多花些时间，工作队要经常进行整顿。不要冤枉人，又要教育人，把坏人搞出来，把坏人制服，“四不清”变成“四清”，不劳动变成劳动。领导要强，要依靠贫下中农群众，干部和群众密切团结。生产要发展。如果生产搞坏了，下降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失败了。我们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应当比土改时搞得更深入细致一些，因为土改时干部少，没有经验。

4月22日，专列离开南昌。

23日凌晨，专列抵达杭州。

24日，毛泽东对湖南省贫下中农代表会议简报作了批示：

汪东兴、林克阅后，送江青，江青阅后送少奇、恩来、小平、彭真、定一阅后，退毛。

这是一批好材料，易看，有许多闻所未闻的情况，看了大有益处。这个问题要在五月会议一谈。

毛泽东四月廿四日

毛泽东对公安部关于调查处理胡芷芸案件情况报告作了批示：

刘、周、邓、彭阅。这个材料可以一看，看后，退回徐子荣同志。

毛泽东四月廿四日

人是可以改造的，就是政策和方法要正确才行。

4月25日，总参一份对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

26日凌晨0时5分，毛泽东为播发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反华文件写的《人民日报》编者按作了批示：康生、冷西同志：

按语看过，很好。可在今日广播，明日见报。

毛泽东

四月廿六日上午零时五分

和这个编者按语同时送毛泽东的，还有对苏共中央3月7日来信的答复信的修改稿。毛泽东把这个答复信留下了。

27日，经毛泽东批准，《人民日报》开始发表有关苏共中央二月全会的三个文件：一是苏斯洛夫在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的反华报告，二是苏共中央二月全会的反华决议，三是苏联《真理报》4月3日的反华社论。这个反华文件都是4月3日在莫斯科同时发表的。

28日，毛泽东在南屏召见公安部长谢富治，浙江省委负责人江华、霍士廉、林乎加汇报工作，就社队办企业、核算单位粮食政策等问题发表了意见。

林乎加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们搞得慢一些，是全国最慢的。

毛泽东说，那不要紧。你们经验不足，“无证民不信，不信民不从”。搞典型才有证据，才能说服人。

林乎加提出，过两年“六十条”是否修改一下，他认为“六十条”对社办企业的劳力投入不超过2%的限制有问题。

毛泽东说：“是否暂时不改，到大多数公社、大队都有了社办企业或大队企业、公共积累，‘六十条’再承认既成事实。”法律就是承认既成事实嘛！如果生产关系束缚了生产力，生产力终究会突破的。

毛泽东说，自留地不要动，自留地生产的粮食不要算口粮。自由市场不要动。浙江还有恢复蚕桑、桐油、茶叶的问题，要订出计划。

毛泽东说，看来基本核算单位要扩大一些，生产队平均17户有的适合，有的不适合，但马上改变有问题。又说，（粮食政策）再宣布三年不变好了。

对商业部召开全国电话会议把养猪的奖励压缩了，毛泽东说，电话会议怎么算数，那是独裁制度，没有民主，也不见面又不商量。

毛泽东问：现在牛还分不分省界？浙江是向苏南出口牛的嘛！不卖牛不利于发展牛的政策，过去湖北也是进口牛，但不买公牛，现在出口牛。

他还说：（农村政策）变要从下边变起来，要变先从下边变，上边慢变。

公安部长谢富治汇报了带领公安部工作组在浙江劳改单位蹲点的情况。

毛泽东说，究竟是人的改造为主，还是劳改生产为主，还是两者并重？是重人？重物？还是两者并重？有些同志就是只重物，不重人。其实，人的工作做好了，物也就有了。在一定的条件下，敌人中的绝大多数是可以改造的，但要有好的政策、好的方法。要他们自觉改造，不能只靠强迫、压服。

30日，毛泽东对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稿作了批示：

康生、冷西同志，并请告中央常委各同志：

同意这封信，只在第7、8、9页上，作了一点增改。

在这个开会时间问题上，苏共领导的章法乱了，因此指挥棒也不灵了，因为大多数党都怕开分裂主义的会。实际上苏共领导自己也怕开这种会，因为分裂对他们没有好处。

这种会实际上是开不成的。

毛泽东四月卅日

1964年春，毛泽东写《贺新郎·读史》：

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是]几千寒热。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

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蹻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

5月2日，毛泽东离开杭州到了上海。

毛泽东在上海住了几天，就准备回北京，主持中央工作会议。

9日，毛泽东接见了由塔德·西里乌尤蒙西率领的布隆迪等五国国民议会代表团。（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