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说，帝国主义做过的事，资本主义做过的事，我们人民也能做到。我就不相信就只有欧洲或北美、日本的资本家才能做到。第一条，我们人多，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总是占多数。第二，在这些人里头，总有比较好的领导者和干部，他们不会的可以学会。困难是可以克服的。我们也犯过幼稚病，犯过三次之多。最后一次把我们南方根据地丢掉了，还跑了一万多公里，就是长征。那时我们叫“教条主义”。就是不根据中国实际，专门抄书本、抄教条、抄外国经验。我们也有过几次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拿现在的话说就叫修正主义。那是从资产阶级来的思想。现在进行对人的教育，思想教育，看来是很有必要的。我们也是这样。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有比较充分的准备的，是有几十年经验的。在人民中间，在党内，在干部中间，什么叫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什么叫买办资产阶级，是比较清楚的。怎样对付它们的政策，也是比较清楚的。但是也经过曲折，犯过错误。至于怎样搞社会主义，就不清楚了。所以现在要重新对老干部、新干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胜利了1 4年，我们又重新抓起社会主义教育。我们自己不懂，怎么教育别人呢？现在情况好了一些。我们这个党也不是顺畅走过来的，是经过艰难困苦过来的。现在我们党内也不是什么都是好的。有许多党员挂党员的招牌，实际上是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有许多干部也是这样。

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不走资本主义道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

1 6日，周恩来陪同刚果客人到长沙，晚上，周恩来与毛泽东谈话后陪毛泽东接见刚果客人。

1 7日，周恩来陪外宾去韶山访问参观。在路上周恩来向省委副秘书长杨树青询问农业生产情况，其中问到湖南的猪产量为什么下降，杨树青回答说，是猪饲料供应不足。回到长沙，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时提到这个情况，毛泽东认为湖北猪饲料供应是1 00斤，湖南为什么才75斤，责成湖南解决农民养猪饲料不足的问题，提高生猪产量。

从这天起，中国报刊和通讯社、广播电台不发表也不广播批评苏共的文章。毛泽东原来批示是要暂停一个星期，实际上停了1 0天。

4月1 8日，毛泽东在长沙与张平化、李瑞山、王延春等谈话。张平化告诉毛泽东，陶铸和王任重让他向主席请示一个问题，城市街道是否可以成立劳动人民协会，进行阶级划分。这个问题，4月5日在湖北的谈话中，王任重曾经提出过，毛泽东没有表态。这一次，他作了明确的回答：“我赞成。农村有阶级，工厂有阶级，城市无阶级，那是全民党、全民国家了。城市也有阶级，过去没有划就是了。”

毛泽东说，株洲一个会计贪污了两次，只评功摆好，不评过摆坏，能解决问题吗？

当汇报到湖南农民比湖北、广东收入少时，毛泽东说，其原因是副业少，单打一。而且劳动力有剩余，没有事做。不平衡就用比、学、赶、帮的办法。省与省之间要沟通。

1 9日，毛泽东离开长沙到了江西南昌。

21日，毛泽东同江西省委杨尚奎、方志纯、刘俊秀、白栋材、黄知真谈话，听取了江西省委的汇报，并就工业问题、农村社教等发表了讲话。

毛泽东说，1 962年我到南昌时，白栋材同志说工业上还没有个章程，现在怎样了？白栋材替我提出，就是说工业搞了十几年，到底怎么个搞法。

白栋材说，1 963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陈伯达起草了一个工业问题十六条，把我们想到的问题大体都提出来了。因为许多问题有不同意见，特别是体制问题，条条块块的关系，不同意见多，就搁下来了。工业“七十条”，主要是企业问题，学解放军、学石油部解决了做人的工作的问题。新老企业的关系、工业方针等还需要解决。

毛泽东说，是啊，你们搞个工业的文件，各省市出人与陈伯达合作，搞一个嘛！我回去与陈伯达谈谈看。

杨尚奎认为，社教运动对干部的处理总的方针还是偏严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