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党史的人都知道，邓恩铭是参加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十三名代表之一，他和王尽美来自济南，那年的他不满21岁，是唯一的学生代表；那时，他还在济南省立第一中学读书；他是水族人，所以也是唯一的一个少数民族代表。

邓恩铭原名邓恩明，字仲尧，曾用黄伯云等名，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革命家、活动家、中国工人运动卓越组织者和领导者，历任青岛市、山东省党组织主要负责人。

也许是因为一大时他济南代表的身份限制了我的思维，使我一直想当然地把邓恩铭当作了山东人，所以当我在贵州省荔波县的广场上看到高大的邓恩铭雕像时，不仅非常吃惊，而且恍然大悟。那时，我才知道邓恩铭原来是贵州荔波人。

荔波位于贵州省的最南端，靠近广西，从荔波到济南直线距离两千多公里。惊讶之外我更好奇，好奇年纪轻轻的他为什么背井离乡去了山东，他又是如何千里迢迢、跋山涉水去的山东、去的济南。

原来，在邓恩铭16岁的时候，在山东做官的叔叔看他聪慧，写信让他去山东，资助他读书，并安排他进入当时济南最好的中学———济南山东省立第一中学读书。

在离开贵州、远赴济南时，16岁的邓恩铭慷慨激昂、满怀斗志地写下一首诗：

赤日炎炎辞荔城，前途茫茫事无份。男儿立下钢铁志，国计民生焕然新。

山东，让邓恩铭的世界焕然一新，也开启了他人生的高光时刻。

“五四运动”让邓恩铭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从此以后，马克思主义就成了他唯一的真理信仰，并为之奋斗终生。

在共同的斗争中，他与王尽美一见如故，从此成为亲密战友。他们发起组织了“励新学会”，学会还出版了《励新》杂志，邓恩铭经常在《励新》杂志上发表文章，介绍新思想、新文化，介绍俄国十月革命。

1920年夏，陈独秀函约王乐平在济南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但王乐平考虑到自己国民党员的身份，没有应承，而是向上海方面推荐了进步学生王尽美、邓恩铭。他们两人积极筹备，终于在1921年春，中共济南早期组织成立。

参加完党的一大不久的邓恩铭，在1922年1月又远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受到了列宁的接见。

邓恩铭一直奋斗在革命的第一线。他化装成工人，深入矿区、车间、铁路车站，启发工人觉悟，建立工会组织。他领导了胶济铁路工人大罢工；他三次组织领导青岛日商纱厂工人举行罢工，历时三个月，成为五卅运动的先导。

他曾三次被捕入狱。第一次被捕时，山东军阀张宗昌明知邓恩铭的真实身份，但迫于工人阶级的力量，加上各方面的积极努力，邓恩铭被释放。第二次被捕时邓恩铭已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当时敌人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只知道他叫黄伯云，在党组织的积极营救下，邓恩铭以“保外就医”而被释放。第三次被捕是因为叛徒的出卖。

长期的奔波劳累中，他身染重病；暗无天日的牢房里，无休止的审讯和刑罚使得邓恩铭病情加重，日日咯血；第三次被捕入狱后，他脖子上的淋巴核病发作，溃烂流脓，身体更加虚弱。

他的父亲曾从贵州赶到山东，劝他回家……这一切的一切都不曾让邓恩铭动摇半分。他依然斗志昂扬。

第三次入狱之后的第三个月，他就组织了第一次越狱，有一名同志逃出；三个月后，又组织了第二次越狱，有六名同志逃出，他却因受刑过重、身体虚弱而被抓回。

邓恩铭一生曾用过14个名字，他第二、三次入狱的时候用的名字都是黄伯云。国民党知道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邓恩铭，却不知道邓恩铭就是黄伯云。可是张苇村知道，他是国民党的一个老党员，和邓恩铭一起参加过第一次国共合作。

就这样，邓恩铭暴露了。他的人生定格在30岁，这位来自贵州的水族青年，为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从16岁离开荔波到英勇就义，十几年间他始终牵挂着家人，但因为繁忙的革命工作，他再没有回过家乡。

他把一生都献给了革命事业。他没有结婚，没有子女。曾经有过一段短暂的甜蜜生活，但因为女方家中的极力反对而告终。他给母亲写了一首诀别诗：

卅一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奈何天。

不惜唯我身先死，后继频频慰九泉。

邓恩铭追求真理、勇于探索的革命精神日久而弥新；邓恩铭坚定信仰、忠诚于党的理想信念崇高而伟大；邓恩铭坚持原则、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让我们景仰；邓恩铭敢于担当、敢于牺牲的崇高品质将永远传承。邓恩铭短暂而光辉的一生，为中华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业绩，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光辉典范。

我很感激自己的这次荔波之行，让我重新认识了英雄、了解了英雄，让自己的心灵再一次受到洗涤、精神再一次得到升华。

英雄千古，浩气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