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当时的情况看，2月会议已经布置了社教运动，但毛泽东还不满意什么呢？

据分析：关于城市的“五反”，2月会议通过了一个文件，毛泽东很可能想对农村的社教也要通过一个指导性的文件，以便各地有所遵循。但毛泽东没有明说，他期待其他领导说，遗憾的是他们没有反映，怎么办呢？5月，毛泽东亲自出马，在杭州找来大区书记，举行以大区书记为主包括部分政治局委员参加的小型会议，讨论制定关于开展农村社教运动的文件。

事前，他打电话通知彭真来杭州，起草一个中央关于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批语。结果彭真提交的“答卷”未被通过。彭真坦言，自己的思路总的概念就是跟不上，一方面跟不上主席，一方面跟不上群众的先进经验。有的大区书记也有此想，他们建议毛泽东常常召开小型会议，通通气什么的。

毛泽东2月2日回到北京，得了感冒，到2月23日还没有好。

1963年2月11日至28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会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五反”运动，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方式之一，只限定在城市中进行。农村中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会议没有作什么决定。而毛泽东所关心的恰恰是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

15日，毛泽东对湖南省委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报告作了批示：“湖南报告很好，印发会议同志研究。河北的经验也很值得介绍，请河北省委同志考虑一下，是否可以写一个不长的报告，印给会议同志们看。”

20日，毛泽东对河北省委关于农村整风整社运动情况报告作了批示：“此件印发会议各同志。请各同志连同湖南那个报告(已印)，一起加以研究。两个报告各有特点，都是好文件，值得引起全国各地、中央各部门的同志们认真研究一下。”

25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作“关于反修斗争问题”的报告。

毛泽东在插话中说，蜕化变质问题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可能的，一种是不可能，如蜕化变质，就会由无产阶级专政化为资产阶级专政。现在有的人三斤猪肉、几包纸烟，就被收买。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义。

2月2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谈农村工作问题，刘少奇、邓小平参加。

毛泽东说：“各省农村情况究竟如何？王延春、刘子厚同我谈过，他们都写了报告。但刘子厚的报告没有写清楚。对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讲什么？他们原来写了提纲，按提纲讲碰了钉子，后来才按中央文件（十中全会的三个文件）原原本本地讲。谁讲？我看从省委书记到县委书记，凡是年轻力壮的都要到公社去讲。”（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