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

从13日开始，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三南会议”讨论，由胡乔木执笔，又对条例作了一次大的修改，15日上午修改完毕。这就是条例草案的二稿。二稿首次定名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共九个部分，50条，9000多字。序言改为第一部分。

15日至23日，召开广州中央工作会议。

15日、16日，曾希圣两次向毛泽东请示责任田问题。毛泽东说：“你们实验嘛！搞坏了检讨就是了。”

当天，陈伯达向毛泽东报送了一个座谈会记录。记录中说，3月14、15日，广东省委和北京来的调查组，同新兴县里洞公社蒙坑大队党总支书记梁纪南、公社宣教委员苏品芳，就有关人民公社的几个重要问题交换了意见。一、社队规模问题。蒙坑大队原来是两个高级社，一个收入高，一个收入低，公社化后合成一个基本核算单位，拉平了，原来收入高的很有意见。最近他们按原来高级社的规模，分为两个大队，解决了穷村同富村的矛盾，两边对生产、积肥都积极了，对耕牛、农具也都爱惜了。座谈中，对于其他大队内各小队之间的贫富差别，他们认为可以采取如下解决办法：（1）对富村的包产指标可以低些，使它能够多得超产奖励；（2）帮助穷村多搞些副业，增加收入；（3）中等村发展了生产，也能增加收入。他们认为，基本核算单位太小了也不好，理由是领导能力差，人少力量小，积累有限，不容易扩大再生产，不好搞多种经济，没有多大的发展前途。二、分配问题。过去搞三七开，事实上不劳动者也可以得食，因此可以考虑打破这个框框，全部实行按劳分配，用公益金和公益粮补贴困难户，这样就可以调动全体社员的劳动积极性。三、食堂问题。他们主张粮食分到户，农忙办食堂，这样生产队菜地就有可能给市场提供更多的菜，社员也能养猪、积肥。四、定征购问题。征购粮要定下来，使农民心里有底，至少三年不变，能五年不变就更好。定征购后，生产队的超产部分，可以留出一定的比例作为储备粮，要逐步使队队、社社、县县都有储备粮，同时也要逐步使家家户户都有粮食储备。

3月16日凌晨1时，毛泽东在陈伯达报送的座谈会记录上作了批示：“一个重要文件，印发各同志讨论。”

当天，《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第二稿送毛泽东。

下午15时，毛泽东召集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廖鲁言谈条例问题，决定印发会议讨论。会议讨论了两天，有一个争论的问题，就是关于是否以生产小队（即后来的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会议没有作出结论。

17日，毛泽东对南三区会议情况简报第三号作了批示：“此件印发各同志。此件提出许多重大问题，很值得研究。”

简报刊登的是南三区各组12日下午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时的发言。其中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谭启龙谈到：目前领导上需要解决的问题有：（1）必须及早下决心把工业和各项事业过多的劳动力砍下去，压缩城镇非农业人口，否则各项事业与农业关系摆不好，粮食问题无法解决。（2）坚决把许多权力，特别是生产权下放到小队和农民，让他们对生产负责，发挥积极性，不能再瞎指挥了。（3）领导要真正吸取教训，特别是一定要按照主席讲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检查我们为什么不从实际出发，不能正确执行政策。党内生活不够健康，使下情不能上达是个很大的问题。此外党内还有许多问题，如党政党社关系、干部民主作风、监察工作以及教育提高干部等，都要予以解决。中南小组在讨论工作条例（草案）第三部分（生产大队问题）时，认为实行四固定“一般至少十年不变”这个规定太死了，可否改为“这一制度在相当的时期内不变”；包产问题最好规定包产的时间，可以一年一包，也可以两三年一包；对于如何发挥生产队的积极性，扩大生产队的自主权，充分利用资源，合理使用劳力，放手经营多种零星副业，是一个极重大的政策性问题。在工作条例上要强调一下。毛泽东还对《华东几个同志关于当前农村人民公社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的意见》作了批示：“此件写得很好，印发各同志研究。讨论公社条例问题时，请认真考虑这些意见。”（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