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四 召开第二次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

1962年7月25日毛泽东到北戴河。

7月25日至8月24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戴河召开。会议的前半段，到8月5日为止，主要是起草有关农村人民公社和农业生产、商业、工矿企业生产和工人生活、干部交流等文件。这些文件加起来，大大小小有20个之多，光是关于农村工作的就有15个。在这些文件中，毛泽东最看重的，是《关于巩同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25日，毛泽东将一篇《论波兰农业合作化发展道路》的文章摘要批给陈云、邓子恢、田家英三同志。

26日下午4时至6时，书记处开会，各大区同志参加，安排会议的程序。“已报告主席、少奇，主席表示同意。”

28日，陈云致信邓小平并转毛泽东，表示完全同意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信中提出：由于心脏状况很差，体力也极衰弱，为避免再次爆发心绞痛和心肌梗死，请求不参加将在北戴河召开的各种会议。31日，毛泽东批示同意。

下午，毛泽东在北戴河住地95号楼的会客室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各中央局第一书记都参加了。会上议论的问题很广泛，从国际形势到莫斯科和平裁军会议，再到国内形势、东南沿海备战、党内出现一些右的苗头、精简工作、城市工作等等，差不多都涉及了。

谈到国际国内形势，毛泽东提出一个问题：当前国际国内都有一个共同性问题，就是革命究竟由无产阶级领导，还是由资产阶级领导。对我们这些国家来说，就是究竟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要资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说我们是独特路线。不独特不行，不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划清界限不行。国际上的外交、外事工作方面，也有右的苗头。

这年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争取普遍裁军的世界和平大会上，中国代表团按照事先商定好的“低调”方针发言，较多地强调高举和平旗帜的立场，引起几个亚非国家代表团的不满。毛泽东说，我们犯了错误，脱离了群众。要对这些党打招呼，向他们说明我们仍然坚持斯德哥尔摩会议上我们的主张，我们在那个会上的调子，就是我们现在的调子。

七千人大会以后，王稼祥等多次就对外关系上存在的一些问题向中央陈述意见。他提出：“我们应该把和平运动的意义说够。”不要只讲民族解放运动，不讲和平运动。还提出对外援助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后来，毛泽东把王稼祥等人的意见概括为“三和一少”，即所谓对帝国主义和气一点，对反动派和气一点，对修正主义和气一点，对亚非拉人民斗争支持少一点，称这是“修正主义的路线”。

在谈到党内开始出现右的苗头时，毛泽东说，出气的好处是思想活了。同时，像包产到户等主张也出来了。有的是正确的考虑，有的则是牛鬼蛇神。他问三北地区的负责人：你们稳住稳不住？你们那里是资产阶级领导、小资产阶级领导，还是无产阶级领导？

31日，毛泽东对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作了批示。

同日，毛泽东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六十条修正草案修改稿作了批示：“印发各同志讨论，提出修改意见，交陈伯达同志领导的起草委员会斟酌修改。”（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