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济南，从山东省委的汇报里，了解到“情况大变”，除了德州、惠民等地遭灾外，农村形势不坏。麦收42亿斤，比原来估计的29亿斤增加了13亿斤。

3日晚，毛泽东到天津。

5日，毛泽东在天津听取了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的汇报。

毛泽东说：河南征购留10%的机动。过去征购40亿～50亿斤，今年计划征购24亿斤。“今年河南麦收秩序空前好。湖南也很好。麦收秩序空前好，出乎干部群众的意料。”看来，征购多了不行，多了伤害群众的积极性。

毛泽东说：留机动粮，县、社、大队都有，多了不合适，放到哪一级好，需要研究。山东主张留在生产队，其他都不留了，中南也是这样。中南还强调公社、大队不管财务。

毛泽东说：粮食利伯维尔场。你又让他包干，你又不准他卖，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不仅在当地可以搞，也可以到外省去搞，事实上也是这样搞了。完成征购任务以后，可以自由交易。山东有三种形式，一是义务交售；一是低对低，高对高；一是利伯维尔场。

5日晚，毛泽东离开天津回北京。

6日早晨，毛泽东回到北京。

下午1点，陈云致信毛泽东，说身体比发病时好些，但体力仍很差。还说，“对于农业恢复问题的办法，我想了一些意见，希望与你谈一次，估计一小时够了。”

下午4点，毛泽东约陈云谈话。

陈云申述了主张实行分田到户的理由。他还说，分田到户不会产生两极分化，不会影响征购，恢复只要四年，否则需要八年。建议用重新分田的办法来刺激农民生产积极性，以克服困难。并系统谈了各位常委都同意的意见。当时毛泽东未表态。第二天传出，毛泽东很生气，说：“分田单干”是瓦解集体经济，修正主义。

当天，毛泽东又在中南海游泳池召见田家英。

田家英系统地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和主张，大意是：现在全国各地已经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农民，约占30%，还在继续发展。与其让农民自发地搞，不如有领导地搞。将来实行的结果，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可能达到40%，另外60%是集体的和半集体的。这是临时措施，权宜之计，生产恢复了，再把他们引导到集体经济。

毛泽东静静地听，一言不发。最后，突然提出：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把田家英问住了。接着又问：你个人的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田家英回答：是我个人的意见。毛泽东当时没有表示意见。

7日，邓小平在接见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与会者时，谈到包产到户问题。

邓小平说，在全国，巩固集体经济，这是根本方向，但要承认多种多样的形式。有些包产到户的，要使他们合法化。现在，实行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的，恐怕不止20%，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应该百家争鸣，大家出主意，最后找出个办法来。中央准备在八月会议上研究一下。

毛泽东同陈云、田家英谈话以后，与刘少奇在游泳池见面。

毛泽东说，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

刘少奇说：“陈云、田家英是在党内谈意见，不违反组织原则，他们有想法跟你讲，没有错。”

毛泽东说：“不在组织原则，而是谈的内容！他们都找了你，邓子恢吵了那么久，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

刘少奇讲了自己的想法，大意是三面红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高指标不搞，公共食堂不办等等。毛泽东也表示：经济调整还得继续。

8日，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召开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等人参加的会议，批包产到户问题。

会上，毛泽东介绍了河南、山东两省的夏收情况，说形势并不那么坏，建议刘少奇等找河南、山东、江西的同志谈谈，了解一下农村的形势。毛泽东表明了他对包产到户的反对态度，他很不同意陈云的意见。但陈云是中央常委，向党的主席讲意见，组织上没有错。他批评田家英回到北京不修改“六十条”，却热心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还严厉批评邓子恢、田家英，说他们主张“分田单干”，是瓦解集体经济，是搞修正主义。对刘少奇、陈云、邓小平没有抵制这些意见，甚至赞同也不满意。他指定陈伯达为中央起草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

9日至11日三天，毛泽东分别把河南的刘建勋、耿其昌，山东的谭启龙，江西的刘俊平召来北京，商谈农村工作问题。9日和10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也先后同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谈话了解情况。

11日，周恩来约有关方面负责人谈中印边界由于印度方面继续实行“前进政策”引起的紧张局势。同日，到毛泽东处汇报中印边界情况。

同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7月下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主要讨论和解决：（一）目前农村工作中的一些问题；（二）粮食问题；（三）商业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四）国家支持农业的问题。

15日，毛泽东在钓鱼台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拉希迪。

17日，邓子恢当面向毛泽东陈述实行包产到户的意见。

邓子恢说，从安徽的当涂和宿县的情况来看，“责任田”能做到五统一（即主要生产资料、生产计划、劳动力、分配、上缴任务统一于集体），不是单干。“责任田”实际上是一种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有强大的生命力，广大农民不愿改变。据后来毛泽东说，他向我谈了，他也向别的同志谈了。他要保荐，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管理方法。那个时候，我给他提出几个问题。我一提出一个问题，他就不答复，他讲他的。我又提出，他又不答复我的问题。所以，我跟他谈了一个半钟头的话，我就受了一个半钟头的训。不是什么谈话，是受他的训。因为我给他提出的问题，他不答复嘛。邓子恢曾去中央党校作报告，提出要在农村生产队包产，组包工，田间管理包到人的主张。（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