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过去我们老是要数字，什么东西种了多少，产了多少，今天积了多少肥，明天又搞些什么，天天统计，天天上报，统计也统计不及。横直就是那样，你瞎指挥，我就乱报，结果就浮夸起来了，一点也不实在。包括我们中央发的文件在内，也是那样。今后不要搞那么多文件，要适当压缩。不要想在一个文件里什么问题都讲。为了全面，什么问题都讲，结果就是不解决问题。不要批文件过多，过去我也是热心家，也批了许多文件。我就批了贵州关于食堂问题的那个文件，结果对各省影响很大。又比如，每年到春耕时，中央就要发指示，国务院就要发命令，今年不搞了好不好？我说这都是多余的。”

毛泽东这些切中时弊的话，对几年来盛行的形式主义作风作了尖锐的批评，同时也作了自我批评。

最后，毛泽东再次强调公社规模要划小。他说：“关于人民公社划小的问题这个原则是肯定了的，今年不划小，明年得划小，明年不划小，后年一定得划小，横直是要划小就是了。”具体划小的时间可不一致。小队不要了，就叫生产队。

毛泽东说，有的省是否划小还可以考虑。工业企业有大、中、小，太大了就不好管。农业不比工业，公社大了就更不好管。因为公社里男女老少都有，不像军队那样，有组织有纪律，还都是男的。公社划小不划小，分不分，不要只听干部的意见，主要应听群众的意见。有些干部肯定不愿意分，他会找出许多理由来，说什么没有房子，没有这个，没有那个，有许多困难等等。我们只要得到了群众也就得到了干部。我们把生产指挥权下放有什么不好？如果按有些干部的意见，社员自留地也不能留，平调的东西也不要退赔，生产指挥权也不能下放。那样，我们就得不到群众，就不能取信于民。毛泽东说，我们布置种番薯；说是高产作物，结果底下就命令把粮食搞掉，又种番薯，类似这样的事，老百姓很不满意。

毛泽东说，根据调查，在农村主要的是个领导问题，劳动力问题也是其中一个。

6日中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彭真从广州给北京打电话：毛泽东处已决定将公社、生产队划小，分别召开会议。北方三个中央局的会，在北京召开，要杨尚昆先向三个中央局通知一下。时间待邓小平、彭真回京后再定。

下午，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回到北京。

这一天，《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写出初稿，不算序言，共八个部分（不分章），67条，连序言在内，近14000字。草案初稿印出后，送政治局常委审查，同时发给10日开幕的“三南”会议各同志。

3月，中共安徽省委根据农民群众的要求，决定试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田间管理责任制，向中央和毛泽东作报告。

田家英在转呈报告时附上了一封信，信中说：“工作是我们做坏的，在困难的时候，又要实行什么包产到户，把一些生活没有依靠的群众丢开不管，作为共产党人来说，我认为，良心上是讲不过去的。”包产到户作为一种试验是可以的，但不能普遍推广。“依靠集体经济克服困难，发展生产，是我们不能动摇的方向。”毛泽东立即将这份材料和田家英的信批给政治局常委和几位大区书记传阅。

7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起草工作，吸收了几个省的负责人参加讨论和修改。湖北来的是王任重。这天，毛泽东在鸡颈坑单独与他谈了一次话，了解湖北农村情况。

谈话一开始，毛泽东就问王任重：“你们的自留地到底交下去了没有？看来，一个自留地，一个退赔，一个指挥权，这是三个重要问题。”

毛泽东又谈起食堂，说：“参加食堂也是要大家愿意。如果不愿意就搞农忙食堂。不愿意吃食堂的也可以让他在家里吃。”但他又说，“我们办食堂这个制度是肯定了的。”

王任重说：“食堂不办不行，肯定还是要办，因为妇女要参加劳动，还有一部分贫农确实要吃食堂。但有一部分中农也确实不愿意吃食堂，因为不如家里吃得好。”

毛泽东说：“城市里头吃食堂的人才占40%，农村有20%的人吃食堂就行了。”

王任重说：“河南他们还是肯定吃食堂，现在就是一个烧柴问题。好多人去拾柴供应食堂，结果没有多少劳动力去搞生产。有的拆房子烧，有的拆桥烧，有的甚至把修好了的水闸拆了当柴烧。”毛泽东说：“那就非得改变不可！”

毛泽东告诉王任重，要搞一个公社工作条例，公社没有一个章程，原来有的都废掉了。目的就是把公社各级的职权搞清。把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各级的职权搞清楚后，他们就知道该办什么，不该办什么，该管什么，不该管什么，以后就各照各的办。“十二条解决了一些问题，就是不具体，并没有规定生产队这一级管些什么事，生产大队这一级管些什么事，公社这一级管些什么事。”

毛泽东又问王任重：“你看有什么办法保证不瞎指挥？”

王任重说：“瞎指挥主要是公社和县这两级，来源是省、地两级。有的是属于错误的指挥；有的属于一般是对的、但对个别地方是不对的，到了县、社就分不清了，结果就瞎指挥了。比如我们旱地改水地，总的说是对的，但执行中不是因地制宜，统一布置任务，就瞎指挥起来。”他没有提到中央。

毛泽东说：“你们省、地这一套就不要再搞了。你们吃了旱地改水田的亏，浙江吃了连作稻的亏，心是好心，想多打粮食，但不因地制宜，瞎指挥，结果减产就很厉害。”（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