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在后方庙下卫生院的领导、医生、护士，经常去工地慰问民工，都对我的工作赞赏有加。几个院长都承诺工程完工结束后，就招我去卫生院上班。我也确确实实把心放在全营的医护工作上了。几十里的渠线，我陪着两个医生徒步背着药箱，每周三次巡查。半夜有病人，随时起床接诊取药。有一次半夜，于庄村新砌了一个砖拱的大屋窖，准备收藏马上要收获的红薯，夜里加班清理屋窖的杂物时，屋顶坍塌，把20多个正在干活的男女社员砸埋在里面了。我们接到救助通知，营部人员赶到后立即参加挖找伤员。我和程、席两位大夫进行外科处置，包扎伤口，打止痛消炎针，一直忙到第二天天亮。
因为我们是灌区工程，产生的医药费最终在工程总费用中支出。所以不能面对社会老百姓。可是两个大夫医术高超，不少村里人都来这里看病。根据规定，只能给他们看病，不能给他们用药。外科红伤可以临时处置不收钱。面对老实巴交的农村人，实在不忍心叫他们拖着病体去跑路买药，两个医生要我考虑：让病人也按药品进价付钱，且必须报营部批准此办法。这样势必增加我的工作量，究竟怎么办让我自己决定。其实如果这样决定，同样两个大夫也增加工作量的。那时候，我们想到的是毛主席的教导，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就向营部办公室汇报，他们支持我们的想法，要我直接向教导员、营长汇报。两位领导答复：咱们是为工程建设服务的，还是不要公开说开门看病，给你们增加工作量。对于确实困难的社员来看病，只收药品进价费，且要列专门账户，不要和民工看病混搅。此事牵涉到经济问题，要弄的有规有矩，明明白白。
可想而知，想做一件好事也是多么不容易啊！尽管我们不宣传这个事情，还是有很多老乡知道了。我们卫生室三个人自然得到了沿线群众的欢迎。因为我一个人住在卫生室里，两个医生住在别处，很多小病小医都由我自己处理了，特别是晚上和吃饭的时候。为了学习打针技术，我用一个茄子练习席大夫的板针技术。有一次程大夫给一个小孩看完病，需要打止烧针，程大夫把药吸到针管之后，突然转身把针管递给了我，并用眼色鼓励我。我鼓足勇气，正要用甩针方法进行，他又微微摇一下头，示意不要那么用劲，我赶紧调整力度，谁知道小孩子屁股肉嫩，还是没有感觉就扎到了深度。又一次给一个老汉打屁股肌肉针，正常进针时遇到很大的阻力。程大夫告诉我，老人的肌肉致密，且神经敏感会突然变得像铁一样硬，这就需要用席大夫教你的板（甩）针法了。
由于东二干渠百里长线工程浩大，意外事故时有发生，在东段尚庄黑家沟处做涵洞拆土模时发生坠塌事故。当时由于卫生院李长河和刘长欣两位大夫轮换走了程、席两人，我跟着李、刘两位大夫去紧急处理事故，待从土里先后挖出来两个被埋民工后，已无生命体征。当时正是暑天，人们把两个烈士尸体移至沟里土窑洞暂时降温冷存。我们三个给烈士清洗干净身体，理发洗脸。李大夫推剪，我双手抱起烈士的头颅转动，还生怕扭疼了烈士。说实话，我自小就胆小，不敢听游鬼野魂的故事，这种残酷的现实磨炼了我的胆量意志。那种体谅平民的意识强烈的感染着我，因为我也是一个平民百姓。
有一次我去庙下医药公司采购药物，因为采购的药物比较多，就到我的姨家借了一辆架子车，装得满满的。谁知那天上午下了半天大雨，从庙下下路到长张营部有五里土路。我姨劝我路不好走，就不要去了，可我想着卫生室晚上无人看门，一定得赶回去，硬是凭着年轻气盛，不听劝告，拉上车子就走。到了下路口一看，路面坑坑洼洼到处都是水窝，垫过沙石子的路面还勉强可以走一会儿，没有垫过的，车轮一轧就成泥轱辘了，就用树枝刮车轱辘上的泥。这样反反复复不知道刮了多少次，直到半夜十二点多才赶回卫生室。
第二天早上万、韩两个伯伯问我怎么回来的，因为我去出差事先要向领导报告的。我把情况简单汇报后，万伯伯说半夜三更路上无人，你不怕我们还怕呢。我说：“只顾给车轱辘刮泥了，走走刮刮，浑身是汗，哪还顾得上害怕啊！”韩伯伯严肃告诫我，以后不许你一个人出差了，出了问题让我们怎么向你父母交代？怎么向公社人民交代？领导对我的关心爱护使我终身难忘。
然而不愉快的事也有发生。当时陆浑灌区东二干渠工程全县组建的是一个民兵团。下面各有关公社组织的是民兵营，大队是民兵连，生产队就是民兵排了。
我们庙下营是比较大的营，承担的任务也比较多，团长政委们经常到下面营里安排指导工作，自然又有很多我父亲以前的同事来。其中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发生矛盾的常政委和程团长了，两个人都是老革命，和他们产生的矛盾是因为他们在我这里看病用药问题。他们应该在团部卫生队看病吃药的，在我们营下看病吃药，还要把报销费用转到团部去报销。我也不是怕麻烦，只是好药在县医药公司都是计划分发的。我就婉转地告诉他们说，你们都是老革命了，身体健康要紧，有病就养病，不要再这么拼命下来检查工作了。如果必须下来，还是先去卫生队拿点药，免得到我们这里占用俺少得可怜的指标。常政委说：“好小子，你也知道我们为革命卖过命啊？变着法子批评老子吃你的药啦？你这小团体主义还怪厉害的，小心明天我把你调到团部卫生队去。看你还敢不让老子吃药？”尽管常政委用笑话为我们两个的尴尬都开脱了，他还是把这个事情给我们新来的教导员张华玉伯伯讲了，还说这孩子怎么跟他爸爸一样老实固执。张华玉伯伯私下找我谈话，他们都是有功劳的老干部，在哪里吃药都是不掏钱的。知道你也忙，就不要再去团部找来找去的报销记账了，直接在咱们营入账好了。我说这不符合制度啊！张伯伯笑着说，听我的也是制度啊！
不过，这以后他们再也没有来我这里取过药，因为整个东二干渠工程已经进入扫尾阶段，他们也顾不上到营里来了。
根据工程进展，省革委及时下发文件，要求尽快成立灌区管理机构，落实组织，培训人员，使工程尽早发挥效益，造福社会。通知要求管理处长应具备县革委副主任的级别，各受益公社成立管理段，段长应为副社长级别。配置35名管理员，要求是工程建设中间的先进模范、贫下中农子弟、社会关系清白、年龄不超过三十五岁、并且进行严格的体格检查。团指挥部负责组织落实。
全临汝县十多个公社，数万名参战民工，奋战两年（不包括灌区总干渠建设人员）只留取35名管理人员名额，是多么激动人心的事啊！
我们庙下营也分得了5个名额，大家的呼声很高。开始我想工程结束后就去庙下卫生院学医去，这也是各个领导早就默许了的事。可关心我的人很多，给我分析情况：灌区留守招工是个绝好的机会，定性就是以工代干，铁饭碗。卫生院里最多给你弄个赤脚医生，永远离不开农村了。特别是老会计韩秋海（工程结束后，他被安排到了温泉财政所了）这位温厚长者。他不仅教我做会计的记账方法，建立了总账分类账流水账，详细讲解收付式和增减式的记账方法。而且还是我最为尊敬的老师父，他教我学习珠算，他的建议我最能接受了。
于是，我及时向营部报名申请去应招大渠管理员。张华玉教导员说：你这个事开会研究一定能通过的，只是你得想好，到底是去看大渠还是去卫生院学医生，要拿定主意。不过团部常政委他们想把你弄团部呢！这去管理处也没有问题。
那时，团部抽专干对选调的人员进行三亲六故的社会调查和政治审核、县医院专门组织按征兵的标准要求体检全部合格，通过公开评定，我被正式通过录用。
我感谢我的父亲，他不断告诫我，对工作要永远保持高度热情，行动要迅速，走步要快捷，拖拉是大敌。这些话成了我职业人生的宝贵财富。
最终，我没有辜负班主任高万森老师的愿望，凭着自己在灌区一贯努力工作取得的好评，于1975年9月被灌区临汝团指挥部推荐保送为武汉水电学院工农兵大学生，毕业之后返回陆浑灌区工作，为祖国的水利工程建设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