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扎克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然而，谁知道电影是什么呢？

一

小时候，隔几个月，村子里就会放一场露天电影，这天，人们就像过节一样兴奋。这是村民了解外面世界的主要途径，除此之外，似乎只剩下大队部窗台上那架黑黝黝的摇把子电话机和哇里哇啦的广播匣子了。

巨大的、雪白的、黑边框的银幕就挂在学校朝东的山墙上。天还没黑，银幕前就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小板凳。孩子们在四周追逐打闹，收了工、喝罢汤的社员们也陆陆续续扛着凳子赶过来。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高的，矮的，本村的，邻村的，黑压压的人群渐渐围拢。人们一边乱纷纷地说着话，一边暗暗地期待着。

突然，一束雪亮的光射向前方的银幕，嘈杂声立刻安静下来。此时，你逐渐听到发电机嗡嗡的低鸣，接着，一些稀奇古怪的数字或图案无声地在银幕上蛇舞幻变，几秒钟之后，随着“5、4、3、2、1”几个数字闪过，“××电影制片厂”的标志骤然在银幕上放射出万道光芒，激昂的音乐声迸溅而出，揪紧了所有的心脏与神经，然后，依次出现电影的片名、导演、演员表，电影正式开演……

一大片密密麻麻的脑袋，如同一只只圆圆滚滚的西瓜浮在夜的水面。一张被人群层层环绕的桌子上摆着一台放映机，机身的轮盘在匀速地呼吸，一帧帧神奇的画面沿着那束笔直扩散的光柱冲刺奔跑，跑向银幕，跑向故事，跑向枪林弹雨，跑向惊心动魄。随着故事情节次第展开，银幕前众多卑微的灵魂不知不觉从肉身里浮升于半空，被缓缓吸入四方形的银幕，进入另一个世界，顺着陌生的河流跌宕起伏，飘离现场，飘离故土，漂向远方与彼岸……

那时的电影都是以胶片的形式卷在一个圆盘上，藏在一个正方形的铁盒子里。一盘胶卷转完之后，银幕上一片空白，大人们纷纷让心脏落回胸腔里松一口气，孩子们则伸出手臂的丛林在银幕上挥舞出没心没肺的图案。嘤嘤嗡嗡的人声里，一脸严肃的放映员快速换上另一盘胶片，齿轮重新转动，银幕重新复活，目光重新绷紧。偶尔，放映员搞错了胶片的顺序，于是大家都看得一头雾水。于是手忙脚乱地立刻停机、换片，孩子们的喉咙忍不住发出几声恶作剧的尖叫，大人们的脸被电灯映得半明半暗，绽放出一圈圈宽厚的笑容。

第二天清晨，在黎明的微光中，在静静的操场上，你会发现昨晚被当成座位搬过来的一些石块仍躺在原处，几摊尿迹在地面上画出曲曲弯弯的蛇形，甚至有谁遗落的一把弹弓，一粒纽扣，或者一枚沾满露水的5分硬币……

二

出村向西，一条土路带着我们奔上一道长长的坡岭。站在坡头低头望去，脚下是狭长的河谷地带，一条泛着暗光的公路、一条泛着亮光的河流，你追我赶，奔向远方。那时候，只知道顺着那条路向南通往公社的所在地，后来才发现它向北通得更远，譬如县城，洛阳，郑州，北京。

那时，伙伴们更感兴趣的是土坡下的太山庙矿，因为那里经常放电影。于是，下午下学，既不回家，又不吃饭，一群小屁孩儿气喘吁吁地追逐着，打闹着，嘻嘻哈哈，风风火火，奋力奔跑在乡间的小路上，跑过田野，跑过小河，跑上土岭，跑下陡坡，在天黑之前，在电影开演之前，冲进职工食堂北面的篮球场上，找个没有被大人挡严的空隙钻进去，把眼睛交给银幕，让喜悦漫过身心。

有时候，这里的操场没放电影，我们便转身向西，穿过那条暗暗的公路，跨过那条亮亮的河流，跑过雷湾村，跑过汽车队，跑过焦化厂，跑向赵庄矿。是的，这些是太山庙矿的兄弟单位，电影总是在它们之间轮流上演，因为都是梨园煤矿的下属单位。但这要多跑更远的距离，需要跑得满头大汗，甚至双腿发酸。等到我们即将赶到，电影往往已经开演。于是，大家一边加力狂奔，一边盯着远处银幕的背面。虽然银幕上是图案是反的，但兴奋似乎并没有因此而减半。

当然，矿上也不一定每天都有电影，我们也不一定每天都有自由———如果被父母看管在家不得出门，如何脱身？为此，我和弟弟密切配合，耍尽了种种手段。一是趁人不备偷偷开溜；二是谎称要到村外去解大便；三是兄弟俩佯装突然闹翻在院子里厮打起来，然后一人前边猛跑，一人后边紧追，窜出大门之后一溜烟似地大笑着跑掉……一天晚上，我们在焦化厂看了一场似懂非懂的《天仙配》，中途竟下起瓢泼大雨。当两只“落汤鸡”小心翼翼地摸进院子，蹑手蹑脚地推开屋门，正在黑暗中平复咚咚的心跳时，“啪嗒”一声，骤然间灯火通明，在刺眼的光线中，怒容满面的母亲拉开了电灯，手中的擀面杖正高高地举在我们的面前……

那时候，是我们的童年时代，也是共和国的童年时代。所以，那个年代的电影几乎都是《地道战》《地雷战》《小兵张嗄》《渡江侦察记》等战争片、英雄片，现在看来未免简单、直白、粗糙。但是，对于文化生活贫乏，连一册连环画都被视为珍宝的乡村少年，这些电影也令人两眼放光，因为那分明就是一扇神奇的窗口，是快乐的源泉，是令人兴奋的诗与远方。

三

1984年，我考上临汝师范学校，成了全村第一个靠读书吃上“商品粮”的初中生。那是改革开放大幕初启的年代。考上中师（中专），上学期间政府按月发生活费，毕业后国家统一分配工作。

清晨，大雨初晴，阳光在杨树的绿叶上跳跃着金子般的光芒。在太山庙矿西边的那条公路旁，我提着行李跳上一辆破旧的客车，随着它走向遥远的县城，走进那所陌生的学校。

那时候，为突破师资严重不足的瓶颈，全国各地建立了数千所招收初中毕业生的中等师范学校。这所学校虽然只是其中的一所，但也云集了临汝、汝阳、嵩县、伊川、栾川等附近几个县最优秀的初中毕业生。我们将在这里度过三年懵懂的青春岁月，也在这里完成从少年向青年、从学生向教师的蜕变，并在此后的数十年间，挑起当地中小学教育的大梁。

这里除了教学楼、餐厅、宿舍楼之外，还有大礼堂、阅览室、图书馆，我们接触了大量的文学书刊。普师班培养的是全科师资，所以除了汉语、写作、理化、史地等各种文化课之外，也有比较正规的体育课、音乐课。所以，我们的生活中不但有篮球、羽毛球、乒乓球，也有简谱、五线谱、乐理、视唱。除了脚踏风琴、手风琴、电子琴、扬琴、口琴、笛子、二胡等乐器，还有体育比赛、班级晚会、爬山郊游、瞻仰烈士陵园等。除此之外，当然还有全校师生排着长队，走街串巷，走进电影院里看过的许多电影。

当时的县城，横竖只有三五条大街，汝州剧院以及门前的广场就是全城最神圣的地方，还有南边的人民影院，以及更远处的东关影院。

三年时间，看过的电影不少，而且几乎都是在电影院里看的，印象较深的略举如下：

《少林寺》。当时的李连杰还是一位刚刚17岁的青葱英俊少年，浑身上下散发着白杨树般的青春气息。这是他主演的第一部电影，也是武打电影风靡大陆的开始。电影中的快意恩仇、少林僧众的精湛武功、红墙内外的晨钟暮鼓、觉远和尚与牧羊少女的纯洁情愫，再加上王立平词曲、郑绪岚演唱、像山泉一样甘洌醇净的电影插曲《牧羊曲》，实在是那个年代令人耳目一新的经典。

《人生》。根据路遥的成名作改编的这部电影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围绕着高家林是“新青年”还是“白眼狼”，他与刘巧珍、黄亚萍之间感情纠葛的是非对错，既揭示了时代的进步，也预示着进步的艰难，让人从以前的全盘接受，变为若有所思。对高加林评价的两极分化似乎预示着，世间的事物已经没法按照非黑即白的思维得出简单的结论。

《少年犯》。这部影片起用了十八名真正的少年犯作为影片的主演，电影主题曲也由真正的少年犯谱曲、演唱。影片最后，一群经过改造迷途知返的少年动情地边舞边唱着那首发自肺腑的歌曲《心声》，音乐的旋律越来越快、越来越强，当孩子们伸着双臂扑倒在舞台边沿，含泪呼唤“妈妈呀，妈妈呀……”时，让人真正体会到电影与音乐那种催人泪下、涤荡灵魂的感染力。

三年时间，我们的身心在一天天成熟，改革开放的道路在一步步向前延伸，时代的车轮在一寸一寸地缓缓前进。坚冰渐渐融化，老树悄悄抽枝，文学、电影、音乐伴着乍寒还暖的东风，与各式各样的观念一起在太阳下疯生暗长……

四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了一所乡村中学。距离县城远了，工作任务忙了，电影与我的生活也渐行渐远了。

一年后，临汝县升格为汝州市，我也拥有了自己的自行车和女朋友。星期天，我骑车驮着她远行，奔向30多公里外的汝州市区，在文化馆的院子里看打球，在工业品市场里选衣服，在电影院看电影，譬如《芙蓉镇》《末代皇帝》等，但最难忘的还是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红高粱》获得1988年柏林电影节金熊奖，似乎是新中国第一部获得国际大奖的影片，更重要的是它石破天惊的内容与风格：浓烈如酒的色彩、曲折传奇的情节、奔放大胆的情爱、慷慨赴死的血性……这既是张艺谋个人的艺术突破，也预示着当时中国的文化意识、思想解放萌生出了新的叶芽，才让这部电影红遍了全球，也让当时的中国人大开眼界。

与此同时，我小时候经常跑去看电影的梨园煤矿升格成了梨园矿务局。不久，我也被调入建成不久的矿务局子弟学校。令人称奇的是，就在这所学校斜对面数百米的地方、在我小时候气喘吁吁跑向赵庄矿看电影的路旁，竟然矗立起一座堪称宏伟的“梨园影剧院”。于是，每次从学校去电影院的路上，我似乎常常与十几年前那一群饿着肚子、御风而行的少年迎面相遇。但此时的我已不必再匆匆奔跑，而是可以坦然前行，安身于座椅上，嗑着瓜子欣赏一部电影与戏剧，譬如周星驰《大话西游》系列的第一部《月光宝盒》。

作为一部无厘头的港片，《月光宝盒》与当时大陆人严肃古板的习惯思维落差巨大。粗粗看去，这部电影的服装、道具、人物造型粗俗不堪，对经典故事胡编乱造，于是被无情地打入了当年的“10部最差电影”排行榜。但是，周星驰深入骨髓的幽默搞笑，唐三藏一本正经的饶舌贫嘴，天马行空纷繁复杂的剧情，以及对人性深刻入微的揭露却令当时的我大呼过瘾。我一直记得片尾字幕“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集大结局”，暗自期盼着与“下集”的相遇。后来，越来越多以周星驰为代表的港台电影进入大家的视野，人们对“星爷”的赞美如滔滔江水绵延不绝，当年这部“最差电影”也像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一样，一步步上升成为年轻人心目中无法企及的经典。

那时候，我一边坐在影院里盯着银幕，一边暗自琢磨：是因为自己长大了，有钱买票了，所以看电影才由站着变为坐着？还是因为国家发展了，时代进步了，此刻的我才拥有了屁股下的这个座位？

五

1996年，因为企业学校拖欠工资，我离开原单位来到汝州市区，与妻女团聚。当时下海经商的人越来越多，我也停薪留职走向社会。

从前，译制片大都来自于前苏联、南斯拉夫等社会主义阵营，现在，越来越多的美国电影被引进中国。作为1998年引进的好莱坞大片，《泰坦尼克号》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它以超高的制作成本、宏大的灾难场景、世界级明星的演绎、令人荡气回肠的配乐，让中国观众为之慨叹，也让刚刚登上国际竞技舞台、尚显稚嫩的中国电影难以招架。因此，管理部门不得不设置相应的“电影进口配额”制度加以保护———每年只准引进10部左右外国电影，但是，仍然会出现几部好莱坞大片拿走80%中国票房的窘境。

那些年，国企改革，职工下岗，整个中国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社会体制、人们的思想观念都在剧烈的变化，全国人民都在经受汹涌而来的经济大潮的洗礼沉浮，所谓“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等开张”。知识不再神圣，文学褪去光环，电影也在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接着，录像厅兴起，港台片、外国片带来强烈冲击，使内地电影越来越难以匹敌。然后，影碟机、家庭影院、盗版光盘持续热卖。那时，我也曾经在VCD或DVD上观看过许多盗版的、正版的周星驰、王家卫、李安、斯皮尔伯格、卡梅隆以及希区柯克等。

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的劳碌，有时候几乎都忘了电影院的存在。后来，东关影院消失，人民影院拆除，汝州剧院没落，观众锐减，设施陈旧，即便引入了一家数字影院似乎也欲振乏力。那时候，汝州剧院前厅成了廉价服装大卖场，几乎找不到电影放映厅的入口。

那时，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CCTV—6的广告词说：“打开电视看电影”，但往往是烂片太多，令人兴趣索然。后来，简直连电视都懒得看，更别说电视上的那些老电影了。与此同时，世界上有了电脑，有了网站，有了迅雷、暴风、腾讯、优酷、爱奇艺，有了移动互联网，有了4G手机。

斯宾塞·约翰逊说：“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中国每年都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中国的电影也在水滴石穿中累积着一点点的蜕变，譬如冯小刚的贺岁片持续火热，张艺谋在艺术与商业间的不断切换，贾樟柯坚持不懈的独立电影实验等等。但是，在一个充满机会而又充满焦虑的时代，人们似乎很难把太多的时间与金钱留给缺乏实用价值的电影。

六

2019年2月8日，汝州市奥斯卡影城。

当天下午，我买了8张电影票，邀请从八十多岁到十几岁的家人亲友一起在电影院看了一场《疯狂的外星人》，作为春节假期的尾声。晚上，我单独观赏了《流浪地球》《新喜剧之王》作为对自己的犒赏。此时，中国的电影正迅速完成从“拷贝化”到“数字化”的升级，汝州已经有了两家繁忙的数字电影连锁影院。

也许，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当人们的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大众的文化消费自然就会像解冻了的冰河一样汹涌澎湃起来吧？对此，你无法催促，也不能阻止。因为这既是一个结果，也是一个过程。据统计，从2009到2019的10年间，中国的银幕数由4723块增长到68922块，高居世界第一。年度票房也由62亿元增长到620多亿元，稳居世界第二。更重要的是，在放开进口片的情况下，国产电影票房占比超过60%；全年票房过10亿元的影片共15部，其中国产电影就有10部……

从前，一家电影院就是一块银幕、一架放映机、几十排硬板座位而已。现在，每一家电影院除了售票处、零食区、休闲区之外，都有七八个不同的放映厅，观众可以像吃自助餐一样各取所需、挑肥拣瘦。曾经，我非常羡慕北京、上海、郑州、洛阳人可以第一时间饕餮不同风格的电影盛宴，而我们只能傻傻地期待着一次与电影的邂逅，暗自品味“六线城市”的文化自卑，以及金字塔结构中居于底层者的无力感。

今天，即便那些偏远山村的孩子们似乎也不必像我们小时候，过年一样期盼着电影放映队的到来，或者为了一场电影而饿着肚子奋力奔跑吧。网络、手机，已经把整个世界的距离拉近。科技让世界变得越来越“扁平化”，让快乐得以在“地球村”里更加顺畅地自由流动。

春节期间，《流浪地球》把中国的科幻电影提升到了世界水平。作为中国的第一部“科幻大片”，票房大卖46亿，也使2019年成为中国的“科幻元年”。

暑假期间，本土动画电影《哪吒·魔童降世》风靡全国。最后，竟超越《流浪地球》，以50亿元的成绩夺得“中国电影票房年度冠军”，并杀入当年的“全球电影票房前10名”。

七

2020年1月，汝州第三家数字电影连锁院线———“横店望嵩国际影城”开业。在我53岁生日前夕，一个县城里的60后与全国各地千千万万的00后一起，拥有了自己平生第一张VIP电影卡。

电影，曾经对我非常重要，后来又与我渐行渐远。现在，它似乎越来越成了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本文获第30届“东丽杯”孙犁散文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