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仰韶文化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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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50期:第04版 本期出版日期:2021-10-26

与仰韶文化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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鹳鱼石斧图彩陶缸

仰韶文化,是华夏文明的根基,点亮了华夏文明的第一缕曙光。

鹳鱼石斧图彩陶缸,1978年出土于河南省临汝县(今汝州市)阎村,新石器时代前期的葬具,为仰韶文化重要的实证之一。彩陶缸为红陶砂质,高47厘米,口径32.7厘米,底径19.5厘米。器腹外壁的一侧就是著名的鹳鱼石斧图。图高37厘米,宽44厘米,约占缸体表面积的一半,画面真实生动、色彩和谐、古朴优美,极富意境,是迄今中国发现最早、面积最大的一幅陶画,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2003年被国务院确定为64件不可出国展出的珍贵文物之首。因其价值无法估量,现已列入国家一级文物,永久禁止其出国展出。

推动仰韶文化与时代共鸣,焕发新的生机,实现最大的人文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必须实现由“文物考古”到“文化文明”的突破,实现由“渑池的仰韶”到“中国的仰韶”到“世界的仰韶”的突破。

从深层解读、继承弘扬仰韶文化这一民族文化根本的高度,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文化文明的自觉自信,提炼华夏儿女的民族精神和人本思想,引导人们自觉遵循一体和谐的自然道德,实现全人类的文化认同和文明进步。

千年彩陶,有容乃大。百年仰韶,花开华夏。

仰韶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的一支重要考古学文化,在中国史前社会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研究表明,仰韶文化之中孕育了诸多华夏文明的核心基因,仰韶文化在中原地区的发生、发展和繁荣壮大的过程,也正是华夏民族从“农业起源”到“城市革命”的早期文明化进程。

因此,对仰韶文化的深入研究,是我们探寻华夏民族起源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关键。

阎村遗址位于原临汝县纸坊乡以北,阎村以东,黄涧河西岸的台地上。这里出土有一批彩陶,主要有白衣红褐色和红底彩陶两种。彩陶图案有方格纹、圆点纹、弧形三角纹以及弯曲的涡纹等,主要器型有陶缸、尖底瓶、红陶、盆等。该遗址发现有11座瓮棺葬,其中有一个陶缸瓮棺引人注目。这件彩陶缸,在腹部一侧绘有一幅高37厘米、宽44厘米的彩色画面———“鹳鱼石斧图”,用深浅不同的棕色和白色,绘出一只鹳鸟口衔一条大鱼,其旁立着一件带柄石斧,画面显得十分明快。

这是一幅原始社会生活画,也有专家认为这有可能是一幅古老氏族图腾图案。对阎村遗址出土彩画进行过研究的文章很多,认识也不一致。首先,对彩画中的鸟是鹳还是鹭,鸟和石斧哪一个是当时人们崇拜的图腾的认识就有两种说法。

认为是“鹳鱼石斧图”的学者认为:鹳,鸟名,羽毛灰白色,嘴尖且长。这个图中的鹳,身躯健美,双腿直立,好像用力后仰,以保持平衡。鱼儿被叼出水面,无力摆脱困境,只好直挺挺地垂着。斧子竖立,被牢固地捆绑在木棒上。为了使用方便,手柄处又用绳索紧紧地缠着,以免挥动时脱手。石斧的孔眼、柄上还有一符号,这一切都被画家真实地描绘下来。另外,该画使用了夸张的手法,把鸟本来很小的眼睛画得特别大,占了整个头部的一大半,看起来炯炯有神。可以想象到鹳是多么全神贯注地捕捉食物。画的主题明确,只有一鸟、一鱼、一石斧,可是一看见就会把人们带进五千年前的生活中去。鹳和鱼虽然没有时代区别,而石斧就好像画家落款的年号一样,它准确地标志着新石器时代的记号。看到石斧,马上就会联想到遥远的原始社会。

另一种观点认为:这是“鹭鱼石斧图”,反映的是尧的长子丹朱所崇拜的图腾。画中的内容是反映临汝这个地方的原始社会氏族所崇拜的图腾徽号。

总之,这幅画是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中发现画面最大、内容最丰富、技法最精湛的彩陶画。它的发现也为我国美术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同时更为研究原始社会的生活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

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文明延续传承没有中断的国家。数千年的历史岁月,无数先人给我们创造了璀璨的文明成果,虽历经千年风雨,但仍有许多都完好地保留下来。当然,这些珍贵文物的发掘过程往往都充满意外,比如秦陵兵马俑、广汉三星堆等。而赫赫有名的鹳鱼石斧彩陶缸的发现更具传奇色彩,它由一位村民意外发掘,后经一番曲折,无偿上交国家。

1978年,在汝州市阎村,村中农民广种苹果。一日,村民为给果树松土施肥,挖地时竟偶然挖到破烂陶片,而且数量众多。让人恐惧的是,这些破旧陶片中竟然还混杂着许多黑色骨头,吓破胆子的村民纷纷停手,不敢再继续往下挖了。

村中的李建安听说后,觉得事有蹊跷,于是就跑到村民们所说的苹果园里一探究竟。他拿着锄头和铲子继续向下挖掘,很快就在原地挖出一个高近50厘米的陶缸,陶缸上还绘画着一柄石斧和水鸟吃鱼的彩色图画,见过世面的李建安一看这就不是普通东西,连忙抱回家中珍藏。

可惜的是,李建安挖掘时用力过猛,把这个陶缸弄破了个口子,将其带回家清理时才发现,里面装的也是骨头,儿媳妇直呼晦气,还说这是古人用来装骨灰和遗骨的东西,是不祥之物,让李建安赶紧拿出去扔掉。经过一番波折,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李建安把这一陶缸上交给了临汝县文化馆,并获得了5双手套的奖励。

由于当时临汝县文化馆并不具备鉴定陶缸的条件,工作人员便力主将其送至北京相关部门进行鉴定。经过历史专家的会同鉴定,确认这是原始社会时期的国宝级文物。消息传回汝州时,文化馆工作人员和李建安都感到非常激动。

原来,这件陶缸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古传说中黄帝统治的时期,是仰韶文化的产物,正式名称是“彩陶缸绘鹳鱼石斧纹”,民间对其上的精美彩绘图案(即鹳鱼石斧图)比较熟悉。在中学历史课本上,关于中国原始社会时期的美术介绍,就有这一珍贵文物的照片,其上的彩绘花纹代表了上古先民的高超绘画艺术。

虽然这个陶缸距今已超7000余年历史,但其珍贵程度堪比甲骨文,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国宝,是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的见证。如今,这件稀世国宝已被列入永久禁止赴外展出文物名单,并被珍藏于国家博物馆。南来北往的民众欣赏它时,皆会被古人的智慧震撼折服。

那么,彩陶在仰韶文化中有什么地位?

有专家认为,彩陶是仰韶文化中最具特色的一种陶器,但是彩陶在遗址陶器中不是最多的,一般只占10%左右,可见彩陶不是一般的日常用品,而是具有某种特殊功能的器物。

就鹳鱼石斧图彩陶缸而言,其上面的“鹳鱼石斧图”非常有名,解读也很多,一般认为代表了两个部落之间的战争,以鸟为图腾的部落战胜了以鱼为图腾的部落。让人更感兴趣的是旁边的石斧,那应该是玉钺,一种权力的象征。玉钺,不是中原的传统,应该是和东方文化交流的体现。

汝州阎村遗址,据考古专家所称为仰韶文化时期部落中心。专家认为,阎村遗址(即白茅台)当时就是都城,现在说是都城遗墟,相当于现在的中心村。当时那个部落是相当大的,也就是说,中心村周围有很多小村子。现在基本可以确认,这个都城就是鄀国都城,即轩辕黄帝次子昌意所建的方国都城,黄帝晚年在此居住生活并终老于此,黄帝的孙子颛顼就出生在这里,并在此度过青少年时期。

彩绘陶缸属于仰韶文化瓮棺葬具,主要作为成人葬具来使用。普通陶缸大多造型简单,素朴无彩。鹳鱼石斧图彩绘陶缸不但施彩,而且构图复杂,在题材选择与画面构思上都强调了图案自身的独立性。一般认为此陶缸应该是氏族首领的葬具。白鹳应是首领本人所属氏族的图腾,鱼则是敌对氏族的图腾。石斧是权力的标志,是首领所用实物的写真。首领生前曾经率领白鹳氏族同鱼氏族进行了殊死的战斗,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人们将这些事迹寓于图画当中,记录在首领本人的瓮棺上,通过图腾形象与御用武器的顶级组合来表现重大历史事件,以纪念首领的英雄业绩。

同时,在人类绘画史上,这幅《鹳鱼石斧图》不仅反映了人类童年绘画萌芽时期的艺术风格,已经具备了中国画的基本画法,应当是中国画的雏形,而且以其宏伟的气势,体现了中国史前彩陶画艺术创作的最高成就。它是仰韶文化的杰出代表作,标志着中国史前绘画艺术由纹饰绘画向物象绘画的发展,展现了中国史前绘画艺术家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思想。

从民族艺术而言,鹳鱼石斧图彩绘陶缸证明了中国先民很早就成功掌握了点、线、面的艺术表现方法和绘画法则,整个器皿和构图展示出一种较强的民族时代精神与艺术魅力。从科学角度而言,先民很早就能够利用黏土,经水湿润,塑成一形状,彩绘加工,干燥烧成,整个工艺流程掌握得既熟练又恰到好处,展示了先民开发大自然,利用化学变化创造发明的科技水平。

截至目前,所发现并认定的汝州市范围内仰韶文化遗址数量之多、密度之大(据统计,其数量为平顶山市所属县市之最),可以看出当时汝州之地是何等的繁荣富庶,在全国(现在范围)的政治经济地位是何等的重要。

1989年底,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汝州洪山庙遗址发掘出一座仰韶文化时期的大型瓮棺合葬墓,墓坑为长方形,墓口东西长6.10米,南北宽3.30米,墓口及东南角已被破坏,墓内出土136件瓮棺,是我国目前发现最大的瓮棺合葬墓。瓮棺表面刻画彩绘图案40余幅,内容主要反映了仰韶文化的社会形态及精神世界。

专家认为,仰韶文化不仅最早在中原地区命名和发掘,而且仰韶文化本身兴起于中原、发展壮大于中原,是“早期中国文化圈”的核心,也是华夏文明的根基所在。

鹳鱼石斧图彩陶缸的经历,亦如中华文明史的经历一样一波三折,荡气回肠。

发掘时,李建安从一个没挖好的苹果树坑中捡出一部分红陶片,经过20多分钟的拼凑,一个很不完整的尖底陶缸显现出来。这时,在中山寨考古大墓群时所学的一些知识得到应用,他初步把此物确定为二次瓮棺葬红陶尖底瓶。后来,发掘成果进一步扩大,他一个人在原苹果树坑的东西向拓展挖开了一个长560cm、宽80cm、深85cm的土坑。经过一天半时间的精心挖掘,共挖出红、青两种颜色大小直径、高低不等的陶缸和尖底瓶13个,其中只有第12个陶缸上有鹳鱼石斧的图案,其余的均无任何图案。因为这个陶缸上有图案,李建安特意看了一眼,发现陶缸边沿有一个高约13cm长呈三角形的口子。当挖出第13个陶缸时他实在太累了,不得不停工回家休息。就这样他分3次把这13个陶器,运到自家的院落里,这便成了13个陶器出土后的第一个落脚点。

休息几天后,他开始对这13个陶器进行清理。在清理中,他发现陶缸和尖底瓶里装的是土和人骨头。家人知道后,以放在家中晦气为由,极力反对他把这些陶器放在家中,要求他马上送走。无奈之下他用架子车把这13个陶器运到纸坊公社东院的办公室,这是13个陶器的第二个落脚点。

也是作为见证者的谭国强第一次见到鹳鱼石斧图彩陶缸时的地点,由于当年他也在纸坊公社上班,与李建安的房间只有一墙之隔。谭国强闻讯后看到其中一个陶缸上有鸟、鱼、石斧图案时,当时他问:“你弄这些玩意这么下功夫干啥哩,能值几个钱?”李建安激动地告诉谭国强:“这里的东西可是国家的宝贝,不是值几个钱的问题。”当时人们普遍没有文物保护意识,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批陶缸的珍贵性。后因人事调整,他和13个陶器也随之搬往公社大院的另一间办公室内,这是13个陶器的第三个落脚点。

在此期间,李建安曾多次与原临汝县文化馆联系,请求早日把这些文物妥善安置。由于当时临汝县考古工作比较滞后,工作人员对陶器的有关知识了解甚少,再加上重视程度不够,此事拖了又拖。时隔二年多后,即1980年春节前的一天,李建安的请求终于有了结果,他兴高采烈地用自己的自行车拖着架子车,沿着洛界公路,经过一个半小时行程到达原临汝县文化馆。时任文化馆馆长的张久益接待了他,并对他所做的工作给予充分的肯定,同时赠送其5双线手套以资鼓励,这是13个陶器的第四个落脚点。

1980年10月28日,河南省专项调查组进驻临汝县,调查组的成员有省博物馆的汤文兴、县文化馆的张久益、县文化馆办公室主任晋明德等人。调查结束后,由汤文兴同志执笔,撰写了一份署名“临汝县文化馆”的《临汝阎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报告》。报告指出:“阎村遗址面积约25000平方米,文化层厚约1~3米。1964年以来不断出土瓮棺葬、白衣彩陶、石斧、石铲、骨针和大量的砂红陶片。1978年11月间,当地社员挖出了11座瓮棺葬,还有一些瓮棺葬出土后已被砸毁。加之调查时又发现的几件,共采集到完整陶器19件,其中的10件陶缸中有彩陶缸3件……一件高47厘米、口径32.7厘米、底径19.5厘米。敞口、圆唇、深腹、平底、红砂陶质,沿下有4个对称的鼻钮,腹部一侧画有一幅高37厘米、宽44厘米的彩陶画,画面约占缸体面积的二分之一,是迄今发现最大的一幅原始社会时期的彩陶画……它不仅为研究我国原始社会以及石斧的使用与安装提供了极为可贵的实物资料,而且在我国绘画史上也是一件罕见的珍品。”这两篇文章均刊登在《中原文物》1981年第一期上,正是这两篇文章奠定了“鹳鱼石斧图”的研究基础,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鹳鱼石斧图彩陶缸”被紧急上解至河南省博物馆,这是鹳鱼石斧图彩陶缸出土后的第五个保管点。

随后,这件“国宝”被收藏入中国历史博物馆。这是鹳鱼石斧图彩陶缸出土后的第六个保管点,也成为其适得其所的最终存放点。

仰韶文化,是我国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间的一支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它是中华民族由母系氏族社会、父系氏族社会到商、周奴隶社会的延续,是中华民族文明史上重要的一页。仰韶文化遗址,于1921年由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和中国学者袁复礼首次发现于文化古城渑池的仰韶村。

拥有7000年古老历史的仰韶文化从发现至今,已走过了100个春秋。仰韶遗址的考古与发掘,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中国有相当发达新石器时代的遗存和文化,使“中华文化西来说”不攻自破。仰韶文化上下数千年,纵横几千里,有力地证明了中原大地的史前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源头活水,是华夏文明的曙光初显。仰韶文化遗址发现后,国内田野考古正式起步,中国考古学体系应运而生,考古学研究成为当前众多学科中的一支重要学科,大批考古学家们为我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做出了卓越贡献。

但是,仰韶文化7000多年的生命力怎样延续?仰韶文化怎样与时代共鸣?在现代考古学的基础上,我们有必要从文化和文明的角度,深层思考仰韶文化的新价值,挖掘仰韶文化的深刻本质和精神内涵,探索在当今时代继承和弘扬仰韶文化的正确路径。

文物是文化的表现形式,但文化不是文物。仰韶文化不能只体现文物考古价值,要更加注重研究和体现它的文化文明价值。从考古起步,不能到考古结束。要透过考古发现的文物和遗迹感受我们祖先在远古时代的鲜活生命,体会我们祖先文化文明的自然内涵。仰韶文化遗址中发掘出绘制有各种图案的彩陶、磨光石器和各式遗存灰坑,正是这些普通生活细节的朴素遗存,体现了我们祖先遵循自然、顺应自然的生产生活方式,承载着中华民族古老史前文化的自然特性和发展历史,成为华夏文明源远流长、从古老走向进步的启蒙力量。

因此,仰韶文化的文物是我们祖先生命的痕迹,而仰韶文化的文化文明内涵则是仰韶先民的生命。我们只有继承和弘扬仰韶文化的文化文明价值,才能延续仰韶文化的生命,让仰韶文化的生命走出国门,从“举世闻名”走向“改变世界”。

仰韶文化属于没有文字的史前文化时期,但它却是没有文字时期的文化。因此,我们要认知仰韶文化“无文字”“有文化”的特性,认同仰韶文化是中华文字“从无到有”的重要阶段这一特点。仰韶文化虽然没有文字,但它是我们祖先留下的文化印记,是我国古老历史文化的起源;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根脉;是华夏儿女繁衍生息的基础;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根本,从包罗万象、博大精深的国学文化到现代文化成果,无不由此派生。

仰韶文化是我国乃至世界史前文化的杰出代表,是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明史的重要源头。仰韶文化的发现,揭开了我国原始社会考古研究的第一页,填补了中国远古文化发展史上的空白,在当代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大放异彩。仰韶村古文化遗址也从此驰名中外,成为中外史学界、考古学界向往的古文化“圣地”。而汝州作为仰韶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和传承地,更是在中华文明的传承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仰韶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根,是中华文化和华夏文明的魂,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民族精神的泉源。通过解读仰韶文化的深层内涵,可以实现仰韶文化的高度定位,使仰韶文化的传承弘扬突破“仰韶”的地域性限制,为仰韶文化回归更为广阔久远的发展时空开启大门。

仰韶文化没有文字,却默契天人合一的自然大道,始终以自然道德规律为极则,其文化精神、思想行为与天地自然万物一体而生,守一不易,始终不离,不变如一,为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留下了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

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到仰韶村考察遗址时曾动情地说:“仰韶文化的发现,就是我们民族童年的歌声,使一个壮士重新站立在地球上。”

这话说得如此明亮通透,它拨动了我们共同的文化心弦,也道出了我们共同的文化心声。

我们只有大力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才能使仰韶古文化在与现代文化文明的有机结合中永葆青春、永续生命,在推动人类社会走向和平幸福的过程中,始终与时代共鸣、与文明同步。

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晓伟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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