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波涛，男，1915年生，汝州市（原临汝县）蟒川镇娘庙村人，1938年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44年9月随皮定均、徐子荣领导的八路军抗日先遣支队回家乡开展抗日斗争，参与创建豫西抗日根据地。1945年5月22日，党领导下的临汝县抗日民主县政府在刘波涛家里成立，孔祥祯任县长，刘波涛任副县长。1947年2月，刘波涛奉命南下到豫东开辟新的解放区，被任命为中共沈（丘）鹿（邑）淮（阳）中心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1947年3月，沈（丘）鹿（邑）淮（阳）中心县委驻地被国民党部队袭击，刘波涛在率队突围中壮烈牺牲。

其妻丁岐（山西高平人，1919年生，中共党员。曾任登封县委四区区委书记、郸城区委书记等职），突围时身受重伤，后藏于群众家中，不久因叛徒出卖被捕，惨遭杀害。为缅怀烈士丰功伟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郸城县委、县政府将刘波涛、丁岐烈士遗骨移葬一处，墓前立碑，永志纪念。

刘波涛

7月8日上午，笔者与汝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李健、副主任鲁彩莉一行，在蟒川镇党办负责人的陪同下，驱车来到蟒川镇娘庙村采访刘波涛烈士的三弟刘三名先生。刘三名生于1930年，今年已是91岁高龄，除了头发花白、眼睛老花外，精神矍铄，头脑清醒。谈起大哥刘波涛烈士的英雄事迹，刘三名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几度哽咽，老泪纵横。在大家的劝说下，刘三名止住泪水，打开了记忆之门，把我们带回那烽火连天的峥嵘岁月。

追求进步，积极投身学潮运动

刘波涛原名刘桂林，曾用名刘汝宾。1915年出生，汝州市蟒川镇娘庙村人。1933年7月考入省立临汝中学。在校读书期间，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张有奇、王振东等进步学生，开始阅读进步书籍，关心国家前途命运，并参加党组织发动和领导的反对贪官污吏、抵制日货、抗日救亡等爱国运动。

1934年春，时任省立临汝中学校长王福由，因办事公道、不徇私情，得罪了一些权贵，被省教育厅解职，任命刚刚视察过该校的省教育督学全国体任省立临汝中学校长。消息公开后，引起广大师生的强烈不满。

张子步、周法曾等进步教师幕后策划，共产党员学生王振东，进步学生刘波涛、王力民等活跃在学生中间。经过酝酿串联，一场“驱全留王”的学潮运动全面爆发了。刘波涛与同学们一道上街游行，张贴标语，到县政府请愿。经过同学们的勇敢斗争，无计可施的全国体，只好写了辞职报告并交出学校印章。

请愿后的第三天夜里，县长崔友韩以“煽动学生闹事”罪为名，逮捕了刘波涛、刘守礼等17名学生，关押40天之久。这次学潮，就这样被镇压了。

在广大进步师生的强烈要求下，省教育厅被迫收回成命，满足同学们挽留进步校长王福由的要求，赶走了反动校长全国体。这次学潮运动，锻炼了进步学生，为日后临汝革命活动的开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北上延安，寻求救国救民真理

1936年7月，刘波涛中学毕业后，当了一年蟒川乡联保主任。他在任职期间，想为乡亲们办点好事，把欺压民众、横行乡里的联保武装队长王跃廷的儿子撤了职，为民撑了腰。但因此触犯了地霸的利益。地霸王跃廷，捏造事实，罗织罪名，向县府控告。刘波涛被捕入狱20多天。刘波涛取保获释后，便愤然出走，寻求救国救民之道路。

1938年6月21日，经中共临汝地委和临汝县委介绍，刘波涛与胡克慎、王力民等6名进步青年离开家乡，奔赴延安，进入洛川抗大学习。不久，刘波涛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底，转入延安抗大学习。当时，抗大学生一边学习，一边生产，以克服经济上的困难。在两个月的开荒生产中，刘波涛发扬一个共产党员吃大苦、耐大劳的精神，埋头苦干，被授予“劳动英雄”的称号，还多次被评为“学习标兵”。

1939年7月10日，抗大总校东征，奔赴晋察冀边区。在当时被称为3000里小长征的行军途中，刘波涛担任收容队长和伙食委员。一路上，他帮助战士扛枪、背被包，主动照料病号、伤员。宿营时，他不顾疲劳，跋山涉水买蔬菜、食物，并和炊事人员一起烧火做饭，照顾伤病员。在遇到敌人，进行战斗时，他不顾个人安危，掩护同志。行军途中，他精心照顾在大生产运动中劳累过度而大吐血的胡克慎，有时拉着，有时背着。当时粮食极少，全靠吃野菜维持。刘波涛把自己省下来的口粮，用茶缸熬小米汤让胡克慎吃。刘波涛不怕吃苦受累，积极工作，圆满地完成了收容任务，深受伤病员的爱戴和拥护。1939年底，支队党委授予刘波涛“模范共产党员”的称号。

1940年元旦，刘波涛从抗大第五期毕业，先后担任保定第一专区抗敌联合会副主任和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农民协会干事，参加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

随军南下，开辟豫西抗日根据地

1944年4月18日，日本侵略军为挽救其失败命运，调集约9万余人的兵力发动河南战役。国民党40万大军，在日军进攻面前，不堪一击，弃城而逃。在短短37天，包括临汝在内的河南38座县城先后沦陷。

1944年5月3日，日军在飞机的掩护下，由郏县出发攻陷临汝县城。深受水、旱、蝗、汤（恩伯）四大灾害、苦难沉重的豫西人民，又惨遭日寇的蹂躏，广大群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为了解放河南苦难同胞，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远在延安的党中央、毛主席高瞻远瞩，及时作出“向河南敌后进军，开辟河南抗日根据地，控制中原战略要地”的战略部署。

1944年7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向河南进军的部署命令》，对八路军、新四军同时进军河南作全面部署。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命令皮定均、徐子荣组织“豫西抗日游击支队”，南下豫西，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

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和配备地方政权干部，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抽调30多名河南籍干部随军南下。9月30日，刘波涛跟随皮徐支队回到了阔别6年的家乡。

1944年10月10日，皮定均、王诚汉、欧阳景荣、党峰、刘波涛等领导同志，在大峪镇棉花窑村郎占选家开会，研究决定建立中共临汝县委员会和临汝县抗日民主县政府，党峰任县委书记兼县长，张清杰任县委副书记，负责情报和统战工作。刘波涛任县政府秘书。由于刘波涛是本地人，对当地的风土人情比较熟，支队决定让他协助张清杰负责做汝州境内的统战工作和农会工作。

临汝抗日根据地建立以后，刘波涛仅有16岁的弟弟刘三名，跟随他到根据地参加革命工作，先后在大峪、王沟，登封县白栗坪、马峪川，禹县的神垕、张村等开展革命工作。

据刘三名回忆，当时，蟒川街的王家，以“通共”为名，到国民党临汝县政府那里状告他们刘家。其父刘景玉为了安全起见，派人把他从大峪解放区叫了回来。特别是八路军撤离豫西后，国民党反动派经常派人到他家骚扰，追问刘波涛的下落。为了逃避敌人的迫害，全家人提心吊胆，东躲西藏，不敢在家居住，直到1948年汝州全境获得解放，全家人才过上了安稳日子。

深入虎穴，为开辟伏牛山抗日根据地搜集情报

1945年3月间，河南军区司令员王树声带领河南人民抗日军第三、四支队进驻大峪抗日根据地。大峪店一度成为整个豫西抗日根据地的指挥中心。

为了扩大抗日根据地，巩固抗战成果，河南军区报请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决定创建伏牛山抗日根据地。为做好战前准备，河南军区派刘波涛到汝河以南蟒川、滕店、寄料一带搜集情报。

刘波涛接受任务后，头戴草帽，化装回到家乡蟒川，他白天隐蔽，夜晚访贫问苦，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群众。他冒着生命危险，爬山越岭，为王树声司令员绘制出焦古山、滕店一带的山川地形、村庄坐落、土匪武装、鬼子据点等详细军事地图。为后来王树声开辟伏牛山抗日根据地提供了重要依据。

他曾以共产党员的公开身份，先后三次到拥有800多条枪的河南第五保安旅旅长焦道生和滕店地主武装头目郭宣卿家里，动员他们一致抗日。经过刘波涛说服教育，焦、郭二人不仅不骚扰抗日根据地，而且允许中共抗日人员在焦家聚会、住宿，几次为八路军人员的行动提供方便。

1945年5月21日，刘波涛随王树声司令员带领的第六支队和第一支队35团2500多人，离开大峪店，途经焦村、龙王店，在虎头街渡过汝河南下，开辟伏牛山抗日根据地。

当部队途经郭宣卿地盘，从郭沟临安寨下通过时，郭宣卿的地主武装数百人，未发一枪，给部队让了路，这是刘波涛开展统战工作的结果。

伏牛山战役是我军历史上一次著名的山地运动战，八路军指战员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对顽军“有理、有利、有节”的作战方针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作战原则，采用掏心战术，利用奔袭、跃进、强攻等手段，对盘踞在汝州西南部及鲁山、汝阳、嵩县、南召等地的日伪军和顽军展开了全面进攻，歼灭顽军四个整营又五个整连，俘虏顽军千余人，并缴获大批军需物资，解除了顽军对豫西抗日根据地边缘地区的威胁。同时，建立了中共河南第三地委、第三专署和第三军分区，下辖六个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开辟面积1500平方公里、人口达20余万的伏牛山抗日根据地。这一战略行动，扩大了共产党、八路军的政治影响，沉重打击了日伪顽的嚣张气焰，为抗日战争胜利后三大主力会师桐柏山和豫西地区的提前解放打下坚实基础。

1945年6月底7月初，为了避免国共摩擦，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王树声领导的八路军主动撤出伏牛山抗日根据地，回到以大峪、白栗坪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继续开展抗日救国斗争。

不惧敌顽，家中诞生“临汝县抗日民主县政府”

1945年5月21日，刘波涛随王树声司令员带领的部队南下，打算在汝河南部建立新的抗日根据地。5月22日，在娘庙村刘波涛家里宣布成立临汝县抗日民主县政府。

据刘三名老先生回忆：“1948年5月21日天快黑时，王树声司令员率领的八路军挺进到我们家乡一带。整个村子到处都是八路军。王树声、戴季英、皮定均等主要首长就住在我们家的堂屋里。家里非常热闹，欢声笑语不断。当天晚上，首长们召开会议，决定在我家成立临汝县抗日民主县政府。我的父亲刘景玉开始有点犹豫，生怕带来麻烦。在大哥的劝说下，全家人都同意在我家成立抗日县政府。第二天上午，王树声、戴季英等首长在我家召开会议，正式宣布成立临汝县抗日民主县政府（娘庙），孔祥祯任县长，我的大哥刘波涛任副县长。”

临汝县抗日县政府在娘庙刘波涛的家里成立后，为了扩大影响，还宴请了地方绅士，并张贴出布告，购买粮食等。当时，刘波涛带头捐款捐物，张廷林捐了100银圆和一匹菊花青骡子。在他二人的带动下，有20多人为县政府捐款捐物。

后因这一带地域小，距国统区又近，不利工作，部队开往汝阳、嵩县一带活动。尽管这个临汝县抗日县政府存在时间不长，但却播下了革命的种子，扩大了党的影响，为豫西地区抗日战争的胜利以及解放战争时期汝州的顺利解放奠定了基础。

刘波涛及其家人，让自己家作为临汝县抗日民主县政府所在地，在当时是冒很大危险的。但对他来说，因为有信仰才无惧敌人的屠刀；因为有信仰，才有以身许国的勇气，干革命不能缺少承担危险的胆量！

当年临汝县抗日民主县政府成立时的老房子、老院子还坐落在那里。1958年，上房曾经过维修，刘三名依然住在里面。一侧的厦房已经坍塌，另一侧的厦房已破旧不堪，甚至无法居住，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但因曾是刘波涛烈士生活、工作过的地方，也是临汝抗日民主政府所在地，老房子见证了共产党领导下，临汝人民奋力抗击日军的一段历史，所以有着光荣历程、红色基因。

据《周口日报》报道：这是刘波涛烈士远在郸城的家人最大的“乡愁”。提起故乡有着特殊意义的房子，刘波涛烈士的孙子刘永红和家人都有着太多眷恋。刘永红说：“故乡的房子，是父亲唯一记得住我爷的一个地方。当年我爷随大部队转移时，夜里专门回家看望了一眼多年未见的儿子，这也是他们父子俩一生中仅有的、最后一次见面。我爸晚年时，对故乡的房子念念不忘。因为他最大的遗愿，就是回老家将房子修好，死后葬在故乡……”

几年前，刘波涛烈士的儿子刘万年弥留之际，嘴里仍念叨着房子、房子。因为自身残疾无能为力、子女工作生活在外地等多方面的原因，刘万年耄耋之年去世，也未能如愿。刘万年去世后，家人将他葬在故乡，算是实现了他替父亲刘波涛叶落归根的愿望……

故乡的旧房子，是留住乡愁的地方，是刘波涛烈士初心出发的地方。它承载着家里人太多的记忆，也是刘波涛家人永远的牵挂。其实，刘波涛家人有个朴素的愿望，希望当地政府能把故乡的老房子建成一个小小的纪念馆或者展览馆，作为生动的爱国主义教材，让更多人见证汝州人民在党领导下同日寇进行斗争的艰苦岁月，讲好红色故事，让红色基因薪火相传，算是对烈士的一种慰藉。

罗楼战斗，夫妻血洒郸城大地

抗日战争胜利后，按照中共豫西六地委的指示，位于大峪镇的临汝县抗日县政府撤销，与登封的部分根据地合并，成立登临县民主政府，刘波涛任县农会主席，继续领导人民群众开展革命斗争。

国民党反动派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悍然发动了一场由美国出枪、出钱、国民党出人的反革命内战。刘波涛联合豫西各界知名人士发出通电，提出强烈抗议，报界称之为爱国代表。

1945年10月，为了避免内战，河南军区奉命撤离豫西，刘波涛随军南下桐柏山，并留在桐柏山区工作一段时间。

1946年6月，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刘波涛在突围时与部队失去联系。后来，他与战友张延林、杨春长等人昼伏夜行，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在年底回到晋冀鲁豫中央局所在地冶陶。

1947年1月，刘波涛奉命再次南下，并受中共豫皖苏边区二地委派遣，到郸城一带开辟新区。2月初，成立中共沈（丘）、鹿（邑）、淮（阳）中心县委，刘波涛任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下辖郸城、巴集、秋渠3个区委。刘波涛的妻子丁岐任中共郸城区委书记兼区队政委。

当时，郸城境内多为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政权活动地区，沈鹿淮边区大部分是现在的郸城县境。新中国成立前并没有郸城县，1952年8月国家才正式批准设立郸城县。

由于当时该地区处于沈丘、鹿邑、淮阳三县交界处，属“三不管”地区，形势严峻复杂，国民党土顽遍布城乡，可以说是“三里一团长，五里一司令，处处占山为王者。”敌人实力雄厚，人员、武器占据绝对优势。更危险的是，他们对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政权恨之入骨，经常组织大批武装进行围、捕、缉、剿，以图消灭共产党政权。在这样的环境下开辟新区，危险程度可想而知。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为了迅速打开局面，刘波涛不断深入基层，了解情况，发动群众，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发动和组织工作。在群众掩护下，工作进展很快。到当年3月时，在刘波涛领导下，先后建立了郸城、巴集、秋渠三个区民主政府，发展革命武装70多人，组建沈鹿淮县大队，刘波涛任政委。

革命政权的建立，成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眼中钉、肉中刺，他们开始疯狂反扑。1947年3月3日，刘波涛带领县大队两个班，住在郸城西南罗楼村开展群众工作，为土地改革做准备。当天夜里，由于反动地主告密，被鹿邑县最大的土匪武装谢澄江部300多人包围。面对10倍于己的敌人，刘波涛镇定自若，迅速处理自带文件，组织力量突围。因天将破晓，他断然决定：由县大队胡力克带队突围，自己和两名战士负责阻击掩护。他说：“能多保留一人一枪，也是对革命的贡献。”于是，他数次主动攻击，故意暴露目标，将敌人火力引向自己，终因寡不敌众，壮烈牺牲，时年32岁。

丁岐在罗楼战斗中，配合刘波涛英勇作战，腰部负伤，突围后于次日晨被群众护救，组织上把她隐蔽到郸城北赵老家村长赵广富（外科医生）家疗伤。3月底，丁岐伤势已大为好转。一天夜里，区长王良带一个班接她归队，不料叛徒告密，被地主武装联防中队长谷金银率队伏击，丁岐被捕，于次日晨被杀害，时年28岁。

刘波涛、丁岐同志壮烈牺牲后，当地人民冒着生命危险掩埋了他们的尸体。10天后，沈鹿淮县民主政府主持召开追悼大会，并备棺重葬。新中国成立后，为缅怀烈士的丰功伟绩，郸城县委、县人民政府将他们的遗骨移葬在新建的烈士陵园中，并在墓前树碑，永志纪念。

刘波涛率领革命武装对敌人的搜捕行动和地方反动势力进行了有力反击，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群众暗地里都拍手称快。刘波涛就任县委书记时间并不长，但他对这里的老人尊如父母，对小孩爱如子女，与群众亲如手足，情同鱼水。

英雄的鲜血没有白流。在党和政府关怀下，在刘波涛同志的亲密战友胡克慎等同志的帮助下，1964年，刘波涛的儿子刘万年被从老家接到郸城，后来又安置到郸城县人民医院工作，使他生活上有了保障。刘波涛烈士后代继承了前辈光荣传统，在前辈曾经血染的郸城大地，兢兢业业、吃苦耐劳、燃烧青春，把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奉献给了郸城的医疗事业。

2001年，刘波涛烈士的英名，被载入《中国共产党英烈大典》。

桃花谢了又开，杨柳枯了再绿。如今，距离刘波涛、丁岐夫妻牺牲70多年了。在汝州，在郸城，刘波涛、丁岐夫妻在解放战争中壮烈殉国的故事深入人心、家喻户晓，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