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城门资料图

汝州文庙大成殿

汝州是一个古老的城市，也是一个新兴的城市，无论把它比喻为一位睿智的老者，还是一名英俊的后生，或是一位灵秀的少女，她都恰如其分。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一年年岁月更替，一声声暮鼓晨钟，数千年时光如白驹过隙，昔日鸿儒白丁们的歌琴谈笑，早已弥散在岁月的烟尘之中。

故人都已逝去，而汝州，还是那个汝州。山水毓秀，人杰地灵。这里的百姓，依旧讲诚信、守规矩，民风淳朴。一朝一暮，勤勤恳恳，怡然自得，享受着大都市里可望而不可即的悠闲慢时光。

但是，如今的汝州，又已经不是那个汝州。如今，这座古老而又年轻的中原古城，文明的古韵与现代风巧妙结合，古今碰撞，新老并修，形成了和谐统一的组合之美。

汝州，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历来风土清嘉，物阜民丰，人才蔚然，豪杰辈出。无数先贤，都曾在此留下足迹。那么，老汝州的老知州，清朝知州宋名立，又曾在汝州留下哪些故事呢？

一

自隋炀帝大业初改伊州为汝州、治梁县城以来，近两千年的历史岁月中，做过汝州“父母官”的人不计其数，然而能像宋名立一样以民为本、爱民如子、视民如伤的官员乏陈可数。

宋名立，字令闻，号补斋，今山东省临沂市苍山县人，生于康熙戊寅十二月十八日，逝于乾隆二十二年四月十四日。历任河南裕州、汝州直隶州知州，四川达州直隶州牧署，顺庆府知府。

宋名立为官清正，勤政爱民，所到之处口碑颇佳，政绩卓著，史书多有记载。但宋名立在汝州任职五年，却深受汝州人的爱戴。

宋名立好学上进，知识渊博，不仅能文善书，先后组织主持编修了《汝州全志》、《裕州志》六卷、《达州志》等地方志书。其所亲撰手书的“汝州全志序”“达州志序”和“琅琊宋氏二修家谱序”等，更是文采斐然，字体洒脱，颇具大家风范。

乾隆五年（1740），宋名立从裕州调任汝州直隶州。他整顿吏治，开辟荒田，修整渠堰，兴桑养蚕，减轻徭役，开筑道路，修建桥梁，促进贸易，怜鳏恤孤，修缮文庙，构筑城楼，纂修志书……一干就是5年，大大改变了汝州经济社会面貌，其爱民如子、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事迹世世代代广为流传，成为中原廉吏的典范。

在汝州做知州时，宋名立亲力亲为，足迹踏遍了汝州大地。他认为，汝州文化底蕴深厚，有太多值得记载下来留给后世的内容，因此决定在任内续修一部汝州地方志书，就此开始组织编修《汝州全志》。

他本来就博学多闻，趁此机会走访了不少早有耳闻的胜景古迹。但是，繁重的编修工作，再加上公务缠身，宋名立的身体逐渐吃不消了。他早年做岁贡生时勤学苦读，长年伏首书案，焚膏继晷，废寝忘食，身上本就落下了些许病灶，这下子都显现出来。稍坐一阵腰背处就痛得如同针扎，只得卧床歇息。宋名立望着案头不及处理逐渐堆积起来的公文，心急如焚，有心处理，身体却不能支持。他的家人亦是十分着急，求问了不少大夫。这些大夫医治方法不同，有开药方的，有火炙的，有针灸的，然而多管齐下折腾了半月，宋名立的病情只是稍有缓解，并没有显著的起色。汝州百姓听闻父母官身体抱恙，也十分关心，自发送来些祖传偏方什么的，可惜，也没有太大的用处。

一日，一个青年人求见知州，说温泉神汤能医治知州的病。宋名立熟读史书，听青年人说完，立刻也想起了不少有关温泉神汤的记载，便决定前往温汤镇一游。

知州大人来到温汤镇，温汤镇百姓莫不欢喜，纷纷夹道相迎。他们知道知州大人既有视察之意，也为了温汤神泉而来，心中颇为自豪。宋名立同地方官员会面后，就跟随指引，来到了久负盛名的神泉。所谓“天造真炉冶，不炊亦沸汤”，只见泉水清澈可鉴，热气四溢，还未入水已经被蒸腾得通体舒泰。宋名立迫不及待地进入水中，立时舒爽得长叹一声，只觉周身病灶都在温泉的浸泡下有所缓解。

他在温汤镇逗留了几日，一面视察，一面疗病。到离开时病情已大有好转，已经不妨碍处理公务了。

后来，宋名立还曾莅临温汤镇视察过几次，并且亲自写下一篇《温泉铭并序》：“汝西门外四十余里有温汤镇。泉出乎地，溅珠跳瀑，源源不穷。其熏蒸之气逼人，虽冰雪天寒皆可霁浴。斯泉者，非惟去垢，并愈癣疥之疾。予谓：濯其身者即可洗其心；润泽一人之肤体即可以涤除四境之疮痍矣。有牧民之责者慎勿贻笑于汤泉焉。系之以铭：造物之流泉兮，润民生之枯槁，秉淑气而温和兮，涤余性之烦躁。四体欲其修洁兮，岂扪心而弗皎皎。翼泽以滂沱兮，庶同慈母之襁褓。清可鉴兮知可饮，铭大德而歌熙曍。”

毫不吝惜溢美之词，盛赞汝州温汤镇之神泉，不仅濯身洗心，而且如同慈母的襁褓一般润泽民生，有着极大的功德，值得被人们长久铭记。

二

上任伊始，宋名立对汝州的地理进行了考察。

他认为，汝州河道纵横，开挖河渠是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他要求各县普查和疏通旧有渠道，规划和开挖新渠，充分利用河水发展农业。他对水利建设方面的重视可从他编的《汝州续志》得到证明。在水利一目中，计渠64条及一堰一堤，均按水系排列。对于新渠，特别详细地注明渠的长宽及渠两旁植树护堤的措施。

明清时期汝州农村土地管理复杂，军屯与民田交错，常因地界、出路、用水和排水等问题发生争执，有时互不相让，军民关系不很融洽。宋名立到汝州的第三个月下乡查看秋作物生长情况，在宝丰县看到数百顷秋庄稼泡在水里枯萎一片。陪同他的宝丰县马县令告诉他，这一带是军屯和民田交错的地方，矛盾很复杂，几十年了也没人能处理好。宋名立了解了事情原因后，与军屯负责人和宝丰县令就排水问题进行协商，并达成了协议，田地不分军田民田统一规划排水渠的走向和密度，谁的田地由谁挖排水渠。方案一出，饱受水害之苦的百姓踊跃参加挖渠行动，很快出现了水渠成行的景象。排出水后的洼地成了高产田，水渠旁还可以种耐涝的树木，弥补了开渠占地的损失。其他县的洼地也纷纷按宝丰的模式进行排水规划和建设。

宋名立到汝州之前，汝州的主要农作物是小麦、高粱、谷子、稻谷和豆类，不仅产量低，管理费功夫，而且易生虫害。乾隆八年，汝州发生旱灾，大部分春作物没有收成。见多识广的宋名立知道海南岛普遍种植的高产作物番薯（红薯）和番麦（玉米）可以在汝州种植。于是就派人到海南岛购买红薯苗和玉米种子，并重金聘请种植能手来汝州指导。玉米和红薯在汝州经过两年的推广，逐渐被群众所接受，后来成为种植的主要作物。特别是红薯种植简单，耐干旱，适应在丘陵、河滩等贫瘠的沙土地生长，产量又高，解决了当时人多地少粮食短缺的问题。汝州是河南较早种植红薯和玉米的地区，对周边府州影响很大。直到乾隆五十五年,乾隆帝下谕“番薯既可充食,兼能耐旱,必使民间共知其利,广为栽种,接济民食,亦属备荒之法”，要求在全国推广。不知乾隆皇帝是不是受汝州成功经验的启发才下诏种植红薯的，但宋名立的决策能让汝州提早受益不能不说是个有远见的知州。

任职期间，宋名立到汝州东部农家体察民情，发现大多农户把耕地的一多半种植棉花，棉花采摘后纺线织布出售。农户家中大都有织机，纺线车一家有好几架，农家女七八岁就会纺棉花。一到晚上她们把纺车搬进院里，对着月光边纺线边拉家常。宋名立在赞扬汝州人勤劳和朴实的同时，也发现了种棉不如种桑效益高的问题。查汝州史料，周代时汝州是王畿之地，种桑织丝有很久的历史，《诗经》中就有对汝州桑女的描写。在清代丝绸的价格远远高于棉布的价格，而种桑养蚕劳动力投入也低。于是他借鉴在裕州种桑养蚕的成功经验，编写了指导种桑养蚕的农科书籍《蚕桑辑要》，其中主要摘集植桑的方法14则，养蚕抽丝的方法22则。宋名立还为该书作了序，他在序中要求书刊印后发到农户家中，要让“汝人家喻户晓，群焉习之，相率成风”。他向农民描绘的前景是“三四年内，云雨桑田，绿荫满野，缫茧鸣机，克供妇职，黄考有挟，纩之温穷，得贸丝之利”。

三

隋唐以来，汝州一直是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在宗教文化方面，明代汝州寺庙林立，政府专门设立僧政司管理宗教事务。但经过明末战乱，汝州人口减少，经济衰落，寺庙等名胜古迹荒芜。

崇文好古的宋名立任汝州知州时，经济已经恢复，寺庙等文化古迹的修复成为百姓的愿望。宋名立因势利导，组织对文物古迹进行了普查造册，将重要的古迹碑文拓印保存，并采用参与、鼓励、题词、亲写记事碑文等形式，对一些重要古迹进行了保护性修缮。

重修关帝庙。关帝信仰始于唐宋，兴盛于明清，关帝集忠、勇、仁、义、礼、智、信于一体，一直成为各行各业所推崇的一种精神。清代对关帝的信仰达到高峰，民间素有“文圣孔子，武圣关公”的说法。宋名立任职时关帝庙十分破旧，大门颓塌，房屋失修，东院墙倒塌，与州治所在很不相配。宋名立组织捐款择日动工，将关帝庙整修一新。

重修风伯庙。风伯庙是为祭祀风穴山风穴洞里的风神而建。古时汝州多大风，人们认为风来自风穴山风穴洞中，就在山下建庙祭祀风神，希望它少给人们带来灾难。清初范承祖任汝州巡道时，组织对风伯庙进行了重修，规模和建筑数量可以和风穴寺相媲美，成为汝北重要的庙院。乾隆九年夏天，汝州久旱不雨，百姓惶惶不安。有人向宋名立报告风伯庙求雨甚灵，宋名立按惯例带领州府官员、绅士、百姓一早步行来到风伯庙向风神祈祷求雨。事毕不久，天下起小雨，到晚上大雨如注，之后雨时下时停，持续一个多月，秋庄稼长势喜人。

保护邓禹墓。邓禹（2—58），东汉开国名将，“云台二十八将”之首。在刘秀建立东汉的大业中，邓禹辅佐刘秀，审时势，悦民心，“立高祖之业”，注重谋略，智勇兼备，有“东汉中兴，功盖诸将”之誉。24岁时，拜东汉首任大司徒，总理朝政，治国兴邦，贡献卓著，被封为梁县（今汝州、汝阳一带）侯。东汉邓家出了三个皇后，八个将军。

修复北城门望嵩楼。汝州唐宋时州衙后园有望嵩楼，有江北第一名楼之称，历代文人墨客留有大量的诗作。此楼毁于元未，明清以来汝州士绅多次吁请重建，因工程浩大，未能如愿。1741年在修复旧学宫时挖出了元代汝州通判尚野的《望嵩楼记》石碑，宋名立让其移放州衙保存。此碑的出现再度引起士绅们重建望嵩楼的呼吁。但修望嵩楼汝州财力不够，也不是民生的当务之急。这时北城门年久失修，已不能够保护城区的安全。北城门也名望嵩，宋名立决定将北城门楼扩大规模，仿望嵩楼式样重修，将士民对望嵩楼的思念寄予北城门上。北城门修好后，宋名立特书写“望嵩楼”石匾嵌置门上，并撰写《新修北城门记》刻石嵌之楼壁。

据《汝州续志》记，宋名立任职期间修复的寺庙有城西演武场关帝庙、法行寺、南禅寺等共20多处。

汝州人杰地灵，诗人层出不穷，最有名的是唐代刘希夷，《旧唐诗》艺文志收有《刘希夷集》三卷；《宋史》艺文志录《刘希夷集》四卷；《全唐诗》刘希夷的诗独占一卷，收录诗歌35首。宗端修是金代汝州进士诗文俱佳，元好问《中州集》卷八中收录有宗端修的诗，诗前有《宗端修小传》。吴治汇是清初顺进士，爱好诗文，官至刑部郎中，《汝州志》和《风穴志》均收录有他的佳作。清代的任枫学识渊博，精于诗文，编写《风穴志》，还著有《史勺》《琐记》《硱庄诗集》等书。这四人均入祀学宫乡贤祠中。

重修汝阳书院以后，有人向宋名立建议修个诗宗祠，将汝州历代有名气诗人的灵位放在里面，一可对先贤进行表彰，二可以激励后人奋进，以此来兴汝州士风。宋名立听后“不禁欣然神往”，认为是个好主意。于是在汝州书院内建汝州诗宗祠，挂其画像，敬其神位，让书院学生时时祭拜，不断增强进取心。

创建地方诗宗祠是宋名立的创举，之今未见有二。

方志，是指记述地方情况的史志，是研究历史及历史地理的重要资料。编修方志是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是地方贤吏关注的一件大事。宋名立在裕州任上续修《裕州志》6卷，在四川达州任上续修增刻《直隶达州志》四卷，现均已影印重版。

清康熙三十三年，王登魁任汝州知州时编写了康熙《汝州全志》，至宋名立莅任时已有50余年未有续修。适逢宝丰县编写《宝丰志》，让其为之作序，宋名立认为汝州志要马上续写，就请郑州训导韩定仁，汝州乡贤、候补翰林院孔目屈启，汝州举人王敦纪、罗一玉等人负责编辑，组织大批乡绅文士，对前志遗漏的内容深入采访，以增补的形式收入志中，书成后被后人称为“宋志”，共八卷。此书对于旧志资料一般不转载，所载者全为增续与补订的新资料，无新内容则注“详旧志、不载”字样。每目有宋名立撰写的按语，以说明本目编辑旨意与具体内容。重要地方宋名立亲撰文加以注解。宋名立在序中写道：“使我想望前贤，颜忸怩而不宁者多矣。”既讲述了志书启迪后人的功能，又表达了一个贤吏为民的心声。

四

彼时，汝州河多，水患也多。

宋名立带领州府官员捐出俸银，绅士捐款捐物，百姓自愿出义工，修整了箕山大堤，并建造了坚固的新石桥。桥和堤修成后撰写《募修築汝州西门外堤即土名棋盘山并建洗耳河石桥疏》，将捐资人等刻于石，立以桥头以表彰。

汝州城东黄涧河上的是洛许古道上的重要桥梁，自明代建石桥后，多次重修。1742年，也就是宋名立来汝州任职的第三年被冲坏。为修葺石桥，他表示采石的钱从自己的俸禄和养廉银中出。石桥竣工后，百姓给这个桥起名为宋公桥，并邀汝州进士撰写《宋公桥记》碑立于桥头。

汝东沿黄涧河古道谢湾村前有三孔石桥，创建于明代，清乾隆二年（1737）六月，天降暴雨，河水骤涨，洪水漫桥而过，致使两侧引桥、券脸石、桥头石狮子、桥栏、桥面等悉数被毁。宋名立闻之后当即捐款。一年后新桥建成，宋名立应邀作《重修侯家湾石桥记》刻碑于桥头。

此桥今天仍在，是河南保存较好且工艺价值较高的明式石拱桥，2016年10月，公布为第七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8年推荐为第八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汝阳书院是河南有名的书院，明清时几经兴衰。宋名立到任时书院年久失修，院墙倒塌，房屋漏雨，教师、学生流失。于是他多方筹集资金，对学院建筑进行了修缮，并新盖了学生食堂和宿舍。

在教育方面，宋名立还采取由政府补助的办法鼓励私人办学，促进了汝州教育的发展。

2006年被批准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的汝州学宫，初建于明洪武年间。明崇祯初迁至州西北部，后原址逐渐荒凉。汝州士人非常痛心，多次要求重修无果。宋名立重视文化教育，士人向他请求重修学宫。书院修复后学宫再次被摆上日程。在解决资金问题上，士人建议将距学宫太远、不便管理的义田变卖，所得资金用于修复学宫和购置新的祀田，并发动属下官员、士绅捐款，修复了部分旧有殿堂，重建圣殿五间，就近购买了几十亩学田，以保证祀奉的灯烛之用。

在汝期间，他重视农田水利，引进高产作物，鼓励种桑养蚕，保护文化古迹，修桥筑堤倡善举，崇师重教修学校，创立汝州诗宗祠，编写《汝州续志》……

任职五年，他清正廉明，爱民如子，以至于他任满离开时，本地士绅称赞他：聿兴学校以作人，广建仓廒以积谷；士敦诗书弦歌比户，农服田力桑麻遍野；案无停留之牍，狱无冤滞之囚；工商各安其业，市廛悉平其争。

这，是对他最好的评价。文/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晓伟

图/通讯员王志斌